1933年冬，諸有仁身懷有孕，在北平逗留了幾個月，兩人奉命來到天津順直省委工作。陳伯達負責主辦《實話報》。在天津辦報的日子裏，諸有仁生下了個男孩，心情十分高興。想起去年夏同遊張家口賜兒山情景，兩人充滿了幸福的回憶。精神雖然愉快，可經濟十分拮據。時吉鴻昌在天津，看到陳伯達家庭生活困難，資助陳伯達兩百元，幫助陳伯達夫妻度日。陳伯達得子這一年，正是1934年，時正三十而立。30歲的陳伯達與26歲的諸有仁商量給兒子取一個名字。陳伯達希望兒子將來繼承父誌，諸有仁說：“那就叫孩子小陳伯達吧。”陳伯達經過妻子的提示，給孩子取名陳曉達。在天津工作了半年多，陳伯達一家又回到了北平。時諸有仁因小孩子關係不能工作，陳伯達便把諸有仁娘倆安排在北平泉州同鄉會館，托同鄉幫為照料，然後陳伯達去北平市委報到，並開始工作。
1935年春天，中共北平市委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陳伯達安排妻兒東躲西藏，最後住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一所公寓。北大教授吳承仕看到陳伯達全家生活艱難，贈給100元錢以補充生活之缺。陳伯達夫婦於艱危之時，對吳感恩不盡。在北平實在待不下去了，陳伯達攜妻兒來天津順直委工作一段時間。一二九運動爆發後，陳伯達奉命來北平，參與領導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旋又回天津。七七事變爆發後，陳伯達一度留在北平，後帶一家三口赴天津，準備去延安。在天津住了十幾天時間後，乘船去青島。時中國北方的大批民眾為躲避戰亂，紛紛向南流亡。從天津乘船南下者成千累萬，遍地皆是。陳伯達於天津和青島碼頭見此流亡情景，夫妻倆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在青島，陳伯達巧逢黃敬。然後陳伯達一家三口與黃敬同路，取道膠濟鐵路抵濟南，換津浦路火車達徐州，再乘隴海鐵路火車到達西安。在西安，黃敬與陳伯達一家同住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後黃敬轉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陳伯達一家在西安小住兩日，辦事處安排卡車，準備陳伯達一家搭乘。
陳伯達一生第一次來西北地區，乘火車進入豫西與陝西潼關以東地段時，但見到處是高高的黃土丘，疏疏落落地長著怎麼長也長不高的稼禾。沿路到處是流亡的人群。車過孟源華縣地段，進入八百裏秦川東緣，忽見遍地碧綠的莊稼，陳伯達頓覺西安附近有一派帝王之氣，難怪這裏曾是中國的古都之一。
在西安，陳伯達攜諸有仁和3歲的兒子遊覽位於西安南郊的大雁塔。登上塔頂眺望四周，遠天，灰蒙蒙一片；西安城南郊盡收眼底。大雁塔附近，都是低矮的古式建築，古色古香，頗有古典風味。陳伯達向諸有仁講述了大雁塔源於唐僧取經而建的經過。回辦事處時，看西安市景，遍地是無著無落的流亡人群。陳伯達夫妻十分慨歎。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了一輛去延安的卡車，商量好陳伯達一家搭乘。陳伯達一家3口遂於1937年8月下旬，離開西安，向革命聖地——延安奔去。卡車在八百裏秦川向北駛去，耀縣以南，都是關中平原之地，見碧綠的田野，千頃的禾浪，隨著夏日的南風，起伏不定。因為去陝北，陳伯達一家，自是相當高興。於路上一切，亦是十分留心。車過耀縣，進入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末梢，雖然有溝壑，但地勢仍很平坦，且綠化也不錯。卡車駛過宜君以後，隻見遍山禿黃，千溝萬坡，天旱缺雨，黃陵、洛川地段亦是如此。陝北的汽車路不走川，而走梁，有的縣城就坐落在山梁上，根本不像個縣城。汽車過後，塵土飛揚，陳伯達幾成土人，好在諸有仁娘倆坐在駕駛室裏，得以免受其苦。晨6時從西安出發，第三天傍晚6時左右才抵延安。看見寶塔山，陳伯達一家三口十分激動。
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報到以後，陳伯達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和中宣部工作。諸有仁被安排在延安幹部子弟學校任校長。諸有仁在學校工作很忙累，回到家中，仍要照料孩子，幫助陳伯達整理一些文稿。1938年，羅亦農之子羅西北亦被接到延安，生活在陳伯達家中。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陳伯達夫妻也全力撲在工作上。初時，一家四口倒也十分和諧安定。1940年底，延安幹部子弟學校決定把一批烈士遺孤和一些幹部子弟送到蘇聯去學習，時羅西北生母——諸有仁之姐正在蘇聯學習。一來兩個孩子在蘇聯有親人照顧，二來莫斯科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遠比延安好，利於孩子的全麵成長。諸有仁考慮有自己姐姐在蘇聯，也就同意了陳伯達的意見，送孩子去蘇聯。這樣，六歲的陳曉達，離開了父母，從小就開始了留學生的生活。陳伯達、諸有仁看孩子坐上汽車遠去，不禁流下淚水。回到家中，個把月，陳伯達夫婦十分想念孩子，想起孩子跟他們從北平輾轉半個中國，來到陝北，今又他去，甚覺家中十分淒清，怎麼也彌補不了這個虧空。在中國，30歲的女人，容顏漸老，一年不如一年。延安那塊西北黃土高原之地，終日風沙剝蝕人的麵目，過早地掛上粗糙的皺紋。年過30歲的諸有仁和陳伯達結婚後9年操勞，東奔西跑，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好幾歲。而陳伯達此時正擺脫了昔日的艱難生活，跟隨毛澤東，當上秘書，走上青雲直上的道路。婚後多年，在愛情問題上，夫妻間的裂痕越來越大，而對外陳伯達解釋為夫妻性情不和。諸有仁對此，有苦難言。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托李六如出麵調停，兩人辦理離婚手續。這樣，兩人相互之間愛戀了六年，婚後生活了9年，隨著陳伯達地位的變遷，就這樣結束了。
與陳伯達離異之後，諸有仁一直獨身。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裏，諸有仁被打成“蘇修潛伏特務”受盡了折磨。1970年之後，她曾十分關注陳伯達的消息，久久地在報紙上見不到任何關於陳伯達的新聞，甚至不知道陳伯達是否尚在人世。直到陳伯達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曆史的審判台，她才從報紙上見到他的照片，從電視上見到他的模樣。她仿佛有隔世之感，留在她腦海中的40年前的陳伯達，不是這等老態橫秋，而是英姿勃發。想起自己跟隨陳伯達的前半生，想起自己孤苦伶仃的後半生，晚年過分的抑鬱，不僅加重了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諸有仁病倒了，1985年2月23日，她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