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受到了一定的阻力。毛澤東認為“五·一六”通知後剛剛興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壓下去了。為了排除阻力，必須再作一次全麵發動。8月1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陳伯達由八屆一中全會的候補政治局委員，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改組，調整了中央領導成員。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由原來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改為林彪1人。政治局常委，也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6人增選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11人），並在黨內高層領導核心中排第五位。為宣傳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同時發表了社論。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指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作者注）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1966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第一大張字報》（指1966年5月30日，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聶元梓等七人寫了一張分量很重的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紅旗》雜誌發表“本刊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當5月份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後，陳伯達指示《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予以全文刊登。同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評論員文章。1966年8月21日《紅旗》雜誌第 11期對上述兩文予以轉載。同期《紅旗》雜誌還發表了陳伯達8月16日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在大風大浪裏成長》。陳伯達於他的這篇講話中，仍以“小小老百姓”的姿態，煽動全國學生橫掃共和國內的“一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受到了一定的阻力。毛澤東認為“五·一六”通知後剛剛興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壓下去了。為了排除阻力，必須再作一次全麵發動。8月1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陳伯達由八屆一中全會的候補政治局委員，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改組，調整了中央領導成員。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由原來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改為林彪1人。政治局常委，也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6人增選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11人），並在黨內高層領導核心中排第五位。為宣傳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同時發表了社論。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指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作者注）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1966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第一大張字報》（指1966年5月30日，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聶元梓等七人寫了一張分量很重的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紅旗》雜誌發表“本刊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當5月份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後，陳伯達指示《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予以全文刊登。同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評論員文章。1966年8月21日《紅旗》雜誌第 11期對上述兩文予以轉載。同期《紅旗》雜誌還發表了陳伯達8月16日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在大風大浪裏成長》。陳伯達於他的這篇講話中，仍以“小小老百姓”的姿態，煽動全國學生橫掃共和國內的“一切牛鬼蛇神”。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迅速地興起。從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和大專院校師生，總共約1100多萬人次。紅衛兵對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和社會的衝擊，對所謂“封、資、修”事物的大破壞，對“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批鬥、抄家、侮辱、毆打、迫害，嚴重地破壞了社會正常秩序，踐踏了民主和法製。紅衛兵大串連後，全國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戰鬥隊和派別組織。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重點指責劉少奇在文革之初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講話對紅衛兵的破壞行為大力加以吹捧，指責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擔心和防範是什麼怕群眾、怕革命、甚至是鎮壓群眾和反對革命。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興起。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火力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使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黨政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也陷於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