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季，全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進一步走向高潮。1958年11月版的《紅旗》雜誌第12期共發表10篇文章，全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方麵的內容。12月1日第13期12篇文章也是如此。粗略統計，《紅旗》雜誌從1958年6月1日創刊到年底共出版14期，發表大小文章154篇，其中有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的文章102篇，占文章總數的 65％多，批判修正主義的僅占7篇。
陳伯達搞的“左”的那一套，和其他人搞的“左”的那一套，為毛澤東所知曉。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提議和主持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鑒於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後，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闖”，有一大堆混亂思想，大有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業，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毛澤東於會上提出黨的幹部在大辦人民公社中頭腦要冷靜，要糾正那些已經認識到的“左”的錯誤，隻有糾正了我們的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向前發展。幹部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實際，去讀一些馬列主義理論著作，使自己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11月9日，毛澤東寫了一封給中共中央、各省、市、自治區、各地、縣四級黨委會的信。毛澤東在他的信中，向各地各級黨委委員推薦兩本必讀的書（《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指導自己的經濟建設工作。毛澤東在信中指出：“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誌，在最近幾個月內，有一大堆混亂思想”，“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這封信，包括批評陳伯達。同一時期，毛澤東的另一位秘書胡喬木也挨了毛澤東的批評。原因是1957年陳雲讓胡喬木轉告毛澤東，現在有些建設指標過高，應有所控製。胡喬木當時認為毛澤東此時頭腦很不冷靜，說了毛澤東也聽不進去，故沒有向毛澤東彙報陳雲的轉告的話。事後陳雲與毛澤東碰麵時，提出了他要胡喬木轉告話。毛澤東回到辦公室後，當著胡喬木的麵，嚴肅批評他：“你胡喬木也不過是個秘書，為什麼一位副主席的話你都不告訴我!”
陳雲當時是黨中央副主席。胡喬木與陳伯達兩人挨了批評後，心裏都難過了好幾天。鄭州會議後，毛澤東派陳伯達去廣州實地調查研究，認真學習。
1961年，中共中央決定製定《人民公社條例六十條》。陳伯達參加了六十條起草工作。起草條例之前，1961年1月，毛澤東安排他的三個秘書先後去下麵調查。為把事情辦好，毛澤東把他 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找出來，印成三份，發給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每人一份，意在調查中好好學習他當年的調查方法和調查精神。三個秘書，各帶一個調查組，“每組組員 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調查組成員，都選擇了60年代高水平的人員。出發前，每人又發了一份《反對本本主義》，並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準備工作就緒後，陳伯達的小組去廣東，胡喬木組去了湖南，田家英組去了浙江。到農村後，每組又分成了兩個組，各為3人，原組長為大組長。兩個組其中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調查組在三省農村曆時兩周後，來到廣州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取彙報後，把人員集中一下，在廣州又搞了曆時4周的社會調查。是年3月，毛澤東請大家坐下來，召集陶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言、趙紫陽、鄧力群、王力、逄先知、許立群、王魯等人進行了集體討論。陳伯達、胡喬木執筆，如是多次反複，幾經修訂，最後完成了人民公社“六十條”的製定工作。《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規定：農村人民公社為集體所有製單位，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小隊），按勞分配，計工取酬，在一個長時期內，至少在30年內不變。至此，中國的農村經濟由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合作化、人民公社，走上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道路。
1962年，陳伯達於他主持的《紅旗》第一期開篇社論中，又吹響了“左”的號角——《鼓足幹勁，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社論指出：1961年過去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又跨進了一個新的年頭。1962年將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帶來新的重大任務，這將是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要把指導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的整個曆史時代的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旗更高地舉起來。新的一年要求全黨全民樹雄心、立大誌，在黨中央和國家的統一領導下紮紮實實地工作，鼓足幹勁，為爭取社會主義建設新的勝利而鬥爭。
社論剛發表，一月份，黨的七千人大會立刻把陳伯達的論調給壓了下來。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會議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會議前後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地批判的大多數人進行了甄別平反，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對“左”傾錯誤一糾正，對“右派分子”和批“右”的問題一平反，使陳伯達立刻陷入無所事事之中。1961年和1962年，陳伯達沒有什麼作為，兩次鼓吹“左”的東西，都被中央控製住了。
總之，1956年到1966年，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基本上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基調，社會主義新文化在曲折中艱難前行。
2.階級鬥爭理論介入社會主義文化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的曲折探索中，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遇到了“階級鬥爭文化”的介入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