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全力推進新中國的文化建設，除了主持中央製定推進中國文化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外，他還派兩位得力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的身邊共有4位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葉子龍負責機要工作，田家英負責基本日常工作，胡喬木、陳伯達為政治秘書。1956年，增加江青為秘書，負責國際問題。因工作需要，1953年，中央免去陳伯達中央馬列學院常務副院長職務，任職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專職中國農村工作。中央馬列學院常務副院長由楊獻珍接替），積極參與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胡喬木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陳伯達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紅旗》雜誌總編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同時，兩人都任中宣部副部長。這兩位秘書，在思想文化戰線，具體參與了中央關於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大政方針政策的起草與確立，參與領導了具體的文化建設，參與領導了對舊文化的改造，參與領導了新文化建設的布局與啟動。在1953年到1956年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陳伯達還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起草了不少中央決議和一些相應的文件，參加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文化建設的實際領導工作。由於他們兩人的積極工作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設成就，1956年9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45年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七大”時，在中央委員會內排第47位。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八大時，排第21位）；胡喬木，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經過兩支文化隊伍彙合後的開拓進取和積極創造，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科技、體育、教育、衛生事業建設等，都取得了良好的開局；尤其是紅色文化作品的創作，為紅色文化即將到來的繁榮和主導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毛澤東選集》與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確立紅色文化的指導地位，主要是確立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統一思想，確立共同奮鬥的思想基礎，培育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遠大理想和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主要靠毛澤東思想去培育。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確立紅色文化的主導地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出版和發行《毛澤東選集》，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化發展的一件大事。
新中國成立後，編輯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是中國思想文化建設中的一個標誌性建設。它標誌著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普及與紮根，並日益為全中國人民所接受為中華民族新的指導思想。摒棄接受和應用了近兩千年的舊的指導思想——儒家思想，接受新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因毛澤東思想的普及與日益紮根，中華民族的思想風貌和氣質品格，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發展風貌和內在氣質，都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這一思想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形成於4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經過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學習、研究和延安整風，逐漸認識了毛澤東思想。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為了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紮根，中國共產黨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始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晉察冀日報》總編輯鄧拓受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委托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基礎上，1945年7月蘇中出版社出版了蘇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餘銘璜主編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48年春，晉冀魯豫中央局出版印行了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主編的《毛澤東選集》上、下卷。此外，1946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東北、膠東、渤海、冀東、太行等根據地也曾出版過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麵的統一，其指導思想也必然隨之走上一元化發展的道路。因此，使毛澤東思想走向全中國，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接受，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已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的一項重大的思想文化建設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