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的文章刊出後，各根據地報紙爭相轉載。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將其編輯成書，直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據初步統計，共有15種版本流行各解放區。該書出版後，在國民黨統治區亦有很大的反響。有人密告蔣介石，這個陳伯達就是北伐時期張貞的秘書陳尚友，後陳尚友在北平軍人反省院中坐獄時，張貞又出錢把他救出來。蔣介石聞此，不久就解除了張貞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職務。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南下時，張貞本想依靠陳伯達的關係留下來，但再三猶豫，怕共產黨日後跟他算賬，最後還是南去香港隱居了。
同一時期，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給予深刻批判的還有周恩來。周恩來長期與國民黨處事，對蔣介石了解很深。1943年 8月16日，周恩來在《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製主義》的報告提綱中深刻指出：
蔣介石的哲學思想是極端的唯心論。提倡力行哲學，即愚民哲學、牛皮哲學、流氓哲學，與希特勒的如出一轍。蔣在心理建設方麵，他的買辦性是依靠外力，最不獨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時候發展到排外性，而非正確的民族自主。他最不誠，倫理設方麵，強調四維八德的抽象道德，實際在他身上乃至他領導的統治群中，真是忘禮棄義，寡廉鮮恥！他們不給孫夫人居住自由，不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養病自由，得蘇聯幫助而反蘇，得共產黨幫助而反共，得人民幫助而壓迫人民，滿朝囤積，遍地貪汙而不懲，通敵叛國、走私吃餉而不辦。抗戰不勇，內戰當先，還說什麼忠孝!捆上疆場，官逼民反，還談什麼仁愛!抗戰業已六年，還和日本勾搭；對德既已宣戰，還在信使往還，這哪能說到仁義!挑撥日本攻蘇，飛機轟炸民宅，這哪能說到和平。他的一套道德觀，都是虛偽的。蔣介石的曆史觀是一套複古的封建思想，反映出濃厚的傳統的剝削製度的意識。民族觀是大漢族主義。國家觀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新專製主義的個人獨裁，法西斯主義的特務統治。戰爭觀是唯武力主義。這是近代中國傳統的軍閥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軍傳統思想）和拿破侖的武力統一思想的結合物，所以又叫新軍閥主義，也就是新專製主義。政黨觀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經濟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主買辦思想。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發表後，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響，中國共產黨對此給予堅決反擊。蔣介石此時頗為注意宣傳問題。對國民黨中宣部、《中央日報》屢加責備，嫌不中用。國民黨中宣部、《中央日報》的負責人幾至無地自容，陳布雷對此更是心裏不安，卻百思不得其解。唐縱向陳布雷解釋，中國共產黨在“野”，辦文化宣傳的人，都是最優秀的人才。國民黨在“朝”，優秀的人都做了官，況國民黨平時又沒有計劃來培養這一類人才，故在宣傳上敵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社會上對《中國之命運》一書，也批評頗多。大多數人認為，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何必再責備和得罪英國人。1943年5月初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何應欽、白崇禧也提出了此問題，遭到蔣介石的批評。
時陳布雷對時局頗為焦慮。經濟問題，他主張改革幣製。對宣傳問題，為陶希聖轉興趣於哲學問題，也很失望。6月初，《中國之命運》再版，蔣介石囑《中國之命運》再版時，將各黨派指明為中國共產黨，並聲言，中國共產黨如能照書上說的辦，中國政治無問題。對於1943年國民黨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中旬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宣傳戰線上開始進行反擊，其勢如暴風驟雨，其銳如排山倒海。
3.國民黨敗北草草收場
麵對中國共產黨勢如破竹般的反擊氣勢，1943年7月22日，國民黨召開黨政軍聯合會議，討論如何對付和破解中國共產黨之宣傳攻勢。按唐縱的說法，是會上“袞袞諸公，發言盈庭，毫無結果”。陳布雷奉旨在聯合會上宣讀蔣介石的指示：（一）如果發動宣傳，應側重於揭發奸黨少數人之罪惡而啟迪彼黨多數人之覺悟；（二）須知此乃奸黨內部動搖，故造作謠言，希挑起戰爭，以促其黨內之團結；（三）他們想借此挑起戰爭，是決達不到目的的；（四）從該黨“七七”以後言論看來簡直是通敵賣國；（五）對外發言，不必說決不致有內戰，根本無所謂內戰。與會者聽後，紛紛發言議論：也就第一條指示還行，可以改變策略同中共展開宣傳戰；至於中共方麵內部動搖，則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共產黨經過整風，越來越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3月份毛澤東還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說人家意在挑起戰爭，明明是胡宗南先動手。說中共“七七”以後的言論簡直是通敵賣國，人家抗戰以後就跑了一個張國燾，還是跑到戴笠這邊來了，也沒跑到日軍方麵去；倒是我們的副總裁汪精衛，帶著一幫人跑到南京當漢奸賣國賊去了。國民黨內部本來就派係眾多，一遇到事，特別是遇到蔣介辦砸了的事，大家總是群起而攻之。此次也不例外。此情此景，根本抵不住中共的宣傳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