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軍政和訓政時期中，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樣的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真革命？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則一日不能上軌道，軍政時期，就一日不能終結，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為什麼我們國內的黨派，倒反而不肯放棄他武力割據的惡習，滌蕩他封建軍閥的觀念，那還算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的統一，而阻礙他政治步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消，怎麼能不禍國殃民？
總之，該書對中華民族、中國曆史特別是近現代曆史，對所謂“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所謂“中國革命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的關頭”等一係列問題，都作了歪曲和反動的論述。該書出版後，陳布雷奉蔣介石旨意，與國民黨中宣部、教育部商定，大力在中國宣傳此書，各級教育部門要把此書定為正規考試科目，以求在全國推廣、深入，促進“國民思想之覺悟”。
此書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大，國民黨的政客、文人極盡諂媚之能事，紛紛發表文章對這本署名蔣介石的著作大加闡釋、吹捧，國民黨的輿論機關也鼓起喉舌大加宣傳。陶希聖的名聲也在國民黨的理論宣傳戰線上扶搖直上。
此時，又正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根據新的形勢需要作出了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經各國共產黨的同意，共產國際於1943年6月10日宣告解散。蔣介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際，進一步發展其反共活動。6月12日，國民黨西安勞動營訓導處處長，複興社特務頭目張滌非假冒“民眾團體”的名義，召開座談會，發表通電，叫嚷“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陳布雷按蔣介石的指示，召開國民黨宣傳骨幹碰頭會，研究對中共的宣傳戰問題。會後，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把共產國際解散消息廣為散布，大造反共輿論。國民黨的報刊大叫中共“應放棄共產主義”，“取消陝北‘特區’”，“重新改編各地之‘紅軍’”，“解散一切非法組織，停止一切非法行為”。7月26日的《西京日報》還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共應善謀自處之道》的反共文章，提出什麼“中共既係自外生成，今第三國際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則中共失所秉承，自應承此機會，宣告放散”，雲雲。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調兵遣將，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在7、8月間，胡宗南動用軍隊對邊區進行了十幾次武裝挑釁，並準備兵分九路，閃擊延安。
2.陳伯達在延安奉命反擊
麵對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後的社會影響，麵對1943年春夏國民黨的政治思想進攻和武力的準備“進剿”，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下發了關於反擊的電報：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準備以武力進攻陝甘寧邊區，迫我就範。同時發動宣傳攻擊，以造成反共輿論。
二、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粹碎其可能的進攻。
三、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七月內先後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製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並援助陝甘寧邊區之自衛鬥爭。其宣傳方針，根據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之內容與口號。
四、為乘此機會加強黨內教育與人民教育，應將延安發表諸文件及當地發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給予幹部閱讀並發動討論。
五、陝甘寧邊區正在進行各分區及各縣黨政軍民的廣大動員。
中央書記處
七月八日
為具體部署宣傳上的反擊，一方麵，毛澤東指示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等人撰文發表；另一方麵與中宣部、《解放日報》負責人陸定一、博古等商量如何反擊一事。上述兩方按毛澤東的指示，很快做出了行動。
中國共產黨以《解放日報》為主要陣地，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展開了猛烈的反擊。從1943年5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起，到10月12日《解放日報》為此發表的各種重要的論文和資料，字數多達百萬，而且內容極其豐富、係統和深刻。政論方麵重要的有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有範文瀾撰寫的《誰革命？革誰的命？》、《袁世凱再版》；有呂振羽撰寫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有艾思奇撰寫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有解放日報社論《中國思想界現在的中心任務》、《根絕國內法西斯宣傳》、《請重慶看羅馬》、《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法西斯主義就是叛國、禍國、亡國的主義》、《國民黨與民族主義》、《隻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等。史料方麵：最重要的有《從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以來蔣介石諾言一斑》、《九一八以來蔣介石的自我批評一斑》、《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的一筆總帳》、《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日根據地的罪行一斑》、《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表》、《三年來國民黨九次應戰的研究》、《國民黨六十二個叛國投敵的黨政要員概況》，等等。通過這些政論、史料、史論，從理論上、事實上徹底揭穿了蔣介石的陰謀和他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所宣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理論，在政治上給了國民黨以毀滅性的打擊。
陳伯達此時撰寫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完稿後，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文章進行了仔細的修改和批閱。之後，又經博古、陸定一進行審定和推敲。經過幾個人之手的修改，1943年7月19日，毛澤東指示該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在延安印成一萬本小冊子，同時廣播兩次。中共中央宣傳部隨即做出決定，“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印成小冊子，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的人每人一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需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7月30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及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電——《關於敵後的工作方針、政策和任務的指示》中進一步指出：“望將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解放日報社論及陳伯達、範文瀾《評中國之命運》等文，多印廣發，借此作一次廣大深入的有計劃的階級教育，徹底揭破國民黨的欺騙影響。”陳伯達的文章於1943年7月21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從“關於中華民族”；“關於中國曆史”；“關於中國近代思潮”；“關於國共關係”；“為中華民族前途呼籲”，“為中國民眾、中國青年們、孩子們呼籲”五個方麵，深刻地批判了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所散布的一係列反動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