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自此，全黨開展了一場意義深遠的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是：黨的各級幹部都要學習中央規定的22個整風文件，以整頓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為主，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是一次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是一場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大辯論，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辯論。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誌的目的。整風的過程，是先由個人精讀中央指定學習的22個文件，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掌握思想武器。各單位領導統一組織學習和討論，提出問題，由領導派幹部給予解答。認真學習幾個月後，開始聯係實際，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檢查自己的工作、曆史和思想。凡入黨時間比較短，抗戰初期去延安學習或工作的同誌，要講清個人的曆史、參加抗日戰爭和革命的思想動機，對照學習文件，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革命實踐中來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建立自己的黨與階級的堅定立場；來檢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動，糾正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作風。同時，以此去觀察問題，觀察其他黨員，從而糾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糾正自己隊伍內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然後寫出個人學習總結，上報黨組織。此後，對自己所在部門的工作進行檢查，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在學習討論過程中，進行實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做到對己嚴，對人嚴，“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找出產生錯誤的環境和根源，定出改正錯誤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對犯錯誤的黨員，不著重個人責任，而著重於分析犯錯誤的環境和根源，吸取教訓，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延安整風一開始，有些幹部認為自己搞了許多年革命，用不著改造，一聽思想改造就感覺很刺耳。有人認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的，有人認為自己是“戴著桂冠”參加革命的，有人認為自己參加革命是對革命的“恩賜”。參加整風，當別人一針見血提出自己的問題時，開始有些接受不了，悶悶不樂，鬧情緒，想不通。經過相互之間的細致入微的分析，他們逐漸接受了大家的批評，經過對照、學習、檢討，提高了思想認識，反省了自己身上的三風不正問題。有人認為，經過整風，才使自己從孤懸萬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麵，真正在精神領域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經過這場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的改革，經過中國共產黨對自己24年奮鬥曆程的科學總結，1945年4月，毛澤東同誌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深刻地論述了黨的三大作風。
2.陳伯達參與“三文兩報”問題處理
對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進行改革，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方針，不僅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理論建設，而且對20世紀40年代延安文化的發展，也都產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
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的改革，引發了人們心靈的思考。延安時期的“三文兩報”（“三文兩報”，指的是當時的三篇文章、兩個牆報專欄。丁玲的文章《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文章《野百合花》、《政治家與藝術家》；延安青委的“牆報”專欄——《輕騎隊》、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牆報”專欄——《矢與的》。）問題，是延安思想文化戰線的一個標誌性案例。1942年3月初，《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編輯陳企霞，約丁玲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丁玲應約迅速寫就，把當時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為女同誌鳴不平的情緒，一傾而出地發泄出來，篇名為《三八節有感》，3月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文章發表之後，立刻在延安引起很大反響。3月1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加上他在《穀雨》雜誌上發表《政治家與藝術家》及延安的“牆報”專欄——“矢與的”、“輕騎隊”，“三篇”文章、兩個“牆報”專欄的宣傳內容，形成氣勢。丁玲和王實味的文章，過分強調了延安存在的問題，對延安的幾種主要社會現象，如“人類之愛”、“等級製定”、工作作風等問題進行了尖銳地抨擊，片麵地誇大了延安的社會不良現象，沒有分清延安的主流是什麼，支流是什麼，而且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影響麵很大。再加上“輕騎隊”、“矢與的”兩個牆報專欄呼應，在黨內高層，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見分歧。有些人支持王實味，更多的是反對丁、王二人及“牆報專欄”的做法，搞得延安文藝文化界一度思想上很混亂。對此，毛澤東於4月初，利用一個晚上親自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牆報”，調查了解中央研究院和文化界的思想動態。延安文藝文化界，有人對“輕騎隊”及丁玲、王實味的雜文提出批評，說“輕騎隊”的內容除了發泄牢騷以外，還有多少真正政治意義、有多少能夠教育人的東西呢？“輕騎隊”大概算是諷刺性的報紙吧。它的諷刺對象是延安各機關和具體工作人員，實際上它是為諷刺而諷刺，養成隻發牢騷、不求解決問題的壞風氣，最令人頭痛的是“輕騎隊”對被批評的機關和人員都用××的字樣，使讀者引起很大的誤會。這樣，“輕騎隊”的言論可以說是不太負責的，請問為什麼不能公開地寫出被批評者（機關或人員）的名字呢？為什麼不采取直率的熱罵，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594月10日，“輕騎隊”代表童大林稱自“輕騎隊”創辦以來，先後收到朱德、蕭軍、艾青、歐陽山、草明、王實味，蕭三等人的意見，多係鼓勵。“輕騎隊”編委會立即駁斥童大林，指出“日前本刊編委會曾詳細檢討一年來工作得失，認為過去方針有錯誤，已決定加以徹底轉變。至於接到朱總司令及各界同誌的意見，多係嚴正批評指責，而該消息隻說鼓勵與事實不符，特此聲明更正。”60隨後，“輕騎隊”編委會在報上公開作自我批評，承認編輯方針有錯誤，沒有堅持顧全大局，與人為善的批評，而是片麵的，甚至與被批評者完全是對立的，並決心在第二年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61
當時，“三文兩報”成了延安思想文化戰線的熱門話題。“輕騎隊”是延安中央青年委員會辦的牆報，自我批評、自我檢討、自我批判做得及時，“自救”了自己。丁玲是延安文化界重量級人物，事情也不難辦。“矢與的”是延安中央研究院辦的牆報，王實味又是中央研究院人員，中央研究院就成了“重點戶”。陳伯達是中央研究院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也就順理成章地參與了對“三文兩報”問題的處理。當時院長張聞天已於1月份赴陝北和晉西北等地搞社會調查，副院長範文瀾為一學者，對當領導和領導研究院整風很外行。一度，中央研究院顯得有些混亂。中央直屬機關學委看到此種情況後，指示中央研究院秘書長陳伯達應多過問一下院裏整風諸事。夏季以後，陳伯達協助範文瀾，團結院裏各研究室負責人，擔負起了共同領導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工作。範文瀾、陳伯達、李維漢、歐陽山、艾思奇諸人，齊心協力，重新部署文件學習，人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時，部署批評王實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