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實施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改革，毛澤東指導陳伯達等認真準備基本的學習文獻。1940年底，毛澤東起草黨內指示《論政策》，提出1931年到 1934年底的左傾路線問題，會議討論時，引起很大爭論。無奈，毛澤東采取妥協方式，文件中刪去了關於左傾路線的文字。之後，毛澤東思考，應當把1931年至1934年底的黨內文件公布出來，讓黨的高級幹部研究，弄清這近四年的是與非問題。1941年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商量，決定由他親自主持編輯黨的曆史文件，用以指導來延安的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編輯曆史文件，毛澤東任主編，任弼時具體主抓，下麵具體負責人員為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王首道，副處長陳伯達。考慮人手不夠，經毛澤東點名，調團中央宣傳部部長胡喬木來中央秘書處工作，參加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部大型曆史文獻。這兩個文獻主要包括1921年到1940年黨的主要曆史文件。這樣，毛澤東、任弼時和中共中央秘書處主要人馬王首道、陳伯達、和培元、胡喬木等於1941年幾乎全力以赴投入了編輯黨的曆史文獻的工作。陳伯達、和培元、胡喬木等參加編輯工作，主要是對中共中央文件進行文字校對、訂正，按毛澤東的要求，對中央文件進行認真閱讀，然後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進行分類，整理編排。王首道負責從上海和江西等地調入中央文件及具體協調各方麵的工作。毛澤東負責選擇文件，撰寫評述，指導編纂。任弼時負責辨析文件，協助毛澤東認真編纂。編輯《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撰寫了13篇評述。任弼時看了後心悅誠服，深刻認識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王明等人犯的是“左”傾路線錯誤。1941年7月，和培元不幸於延河溺水而亡。同年秋，編輯《六大以來》一書，其主體工程基本告竣。毛澤東、任弼時騰出手來解決別的事情。餘下工作，由王首道、陳伯達、胡喬木三人具體負責處理。兩部書最後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出版。
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了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改革問題，強調要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組，組長毛澤東、副組長王稼祥。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統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提出：“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20年曆史兩個題目，然後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
1942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他先後做了《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之後，於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者會議。到會者20人左右，他們是陳伯達、艾思奇、張仲實、何柏年、丁玲、舒群、胡喬木等。毛澤東於會上講了召集大家的目的是要編一本書。他提出把馬恩列斯著作中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摘錄出來，係統地編成一本《思想方法論》。編輯此書，旨在幫助全黨黨員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並以此為武器，來整頓全黨的學風、黨風和文風。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把編輯此書的任務交給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並問兩室願不願意承擔，兩室負責人當場欣然受命。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陳伯達，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雙方各出自己人馬。中央政治研究室出陳伯達、張仲實、曾彥修三人參加編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出艾思奇、溫濟澤、陳唯實、李又常、陳平等13人。班子組成後，先把延安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和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版），都搜集起來。此後每人一本或幾本，摘錄書中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抄好後，分組互相核對。校好之後，交給艾思奇，艾思奇再核對，作一些增刪，進行了分類編排，加了標題，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把中政室三人摘錄的論述加上，又加以總的編排，最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於此書，從頭至尾認真仔細看一遍，有些摘錄，他又作了核對和增刪。編排次序，也相應做了調整。有些標題，也作了修改。該書經毛澤東最後定稿，全書共分4章33節。第一章《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特點》，第二章《理論與實踐》，第三章《曆史科學的創造》，第四章《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書名定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開篇之首，有個“例言’，即編者的說明，下麵署名“本書編輯委員會”，末尾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2日”。
為實施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改革，毛澤東指導陳伯達等認真準備基本的學習文獻。1940年底，毛澤東起草黨內指示《論政策》，提出1931年到 1934年底的左傾路線問題，會議討論時，引起很大爭論。無奈，毛澤東采取妥協方式，文件中刪去了關於左傾路線的文字。之後，毛澤東思考，應當把1931年至1934年底的黨內文件公布出來，讓黨的高級幹部研究，弄清這近四年的是與非問題。1941年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商量，決定由他親自主持編輯黨的曆史文件，用以指導來延安的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編輯曆史文件，毛澤東任主編，任弼時具體主抓，下麵具體負責人員為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王首道，副處長陳伯達。考慮人手不夠，經毛澤東點名，調團中央宣傳部部長胡喬木來中央秘書處工作，參加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部大型曆史文獻。這兩個文獻主要包括1921年到1940年黨的主要曆史文件。這樣，毛澤東、任弼時和中共中央秘書處主要人馬王首道、陳伯達、和培元、胡喬木等於1941年幾乎全力以赴投入了編輯黨的曆史文獻的工作。陳伯達、和培元、胡喬木等參加編輯工作，主要是對中共中央文件進行文字校對、訂正，按毛澤東的要求，對中央文件進行認真閱讀，然後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進行分類，整理編排。王首道負責從上海和江西等地調入中央文件及具體協調各方麵的工作。毛澤東負責選擇文件，撰寫評述，指導編纂。任弼時負責辨析文件，協助毛澤東認真編纂。編輯《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撰寫了13篇評述。任弼時看了後心悅誠服，深刻認識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王明等人犯的是“左”傾路線錯誤。1941年7月，和培元不幸於延河溺水而亡。同年秋，編輯《六大以來》一書，其主體工程基本告竣。毛澤東、任弼時騰出手來解決別的事情。餘下工作，由王首道、陳伯達、胡喬木三人具體負責處理。兩部書最後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出版。
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了學習製度與學習方法改革問題，強調要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組，組長毛澤東、副組長王稼祥。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統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提出：“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20年曆史兩個題目，然後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
1942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他先後做了《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之後，於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者會議。到會者20人左右，他們是陳伯達、艾思奇、張仲實、何柏年、丁玲、舒群、胡喬木等。毛澤東於會上講了召集大家的目的是要編一本書。他提出把馬恩列斯著作中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摘錄出來，係統地編成一本《思想方法論》。編輯此書，旨在幫助全黨黨員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並以此為武器，來整頓全黨的學風、黨風和文風。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把編輯此書的任務交給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並問兩室願不願意承擔，兩室負責人當場欣然受命。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陳伯達，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雙方各出自己人馬。中央政治研究室出陳伯達、張仲實、曾彥修三人參加編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出艾思奇、溫濟澤、陳唯實、李又常、陳平等13人。班子組成後，先把延安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和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版），都搜集起來。此後每人一本或幾本，摘錄書中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抄好後，分組互相核對。校好之後，交給艾思奇，艾思奇再核對，作一些增刪，進行了分類編排，加了標題，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把中政室三人摘錄的論述加上，又加以總的編排，最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於此書，從頭至尾認真仔細看一遍，有些摘錄，他又作了核對和增刪。編排次序，也相應做了調整。有些標題，也作了修改。該書經毛澤東最後定稿，全書共分4章33節。第一章《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特點》，第二章《理論與實踐》，第三章《曆史科學的創造》，第四章《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書名定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開篇之首，有個“例言’，即編者的說明，下麵署名“本書編輯委員會”，末尾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