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5月30日，陳伯達在《解放》周刊第40期上發表他來延安的第二篇時論性文章，題目是《“五卅”血案十三周年》。陳伯達在這篇文章中，回顧了他參加五卅運動的親身經曆，論述了五卅運動的特點和重要曆史意義，分析了五卅運動的經驗與教訓，進而告誡國人要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警惕像大革命時期那樣，有人破壞和分裂統一戰線。文章最後，陳伯達寫道：
我們現在又在進行第二度的國共合作。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都需要我們來第二度進行這樣的事業。民族災難的曆史，把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中所表現出了的真理，重新磨煉了一次，這真理就變得更加堅定。雖則我們現在國共合作的形式，還沒有進行像前次在國民黨內合作的形式，然而，合作卻需要更加精誠，也需要更加擴大，以求戰勝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以求創造新的中國。
1938年夏末，延安馬列學院舉辦孫中山思想討論會，毛澤東親臨參加。討論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發生了爭論，兩種意見，一說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一說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並且各有所據。陳伯達於發言中強調了孫中山的思想具有兩重屬性，既含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階級屬性，又含有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階級屬性，雖然陳伯達的閩南語言十分難懂，但毛澤東感覺出陳伯達對孫中山思想的認識和自己比較接近。於是毛澤東私下問身邊的秘書和培元，此人是誰。和培元回答此人是陳伯達，福建人，來延安之前任職北方局宣傳部長，專攻中國古代哲學。會後，毛澤東與陳伯達又進一步交流了一下。雙方就中國古代哲學問題，主要是先秦諸子問題，進行了學術性探討，並彼此坦誠地交換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就陳伯達過去的個人經曆問題，毛澤東也傾聽了陳伯達故事性的敘述，並不時報之以微笑。
當天傍晚，毛澤東派人找到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陳伯達急忙趕了過去，到了那裏以後才明白，毛澤東宴請了一位外國記者。毛澤東站起身來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這位美國客人。”毛澤東的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四人同桌而餐。席間，毛澤東跟美國客人先說了一些客套話，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情況。後半段時間，毛澤東主要和陳伯達進行交談，也翻譯給美國客人聽。毛澤東和陳伯達談了北平文化界情況，問起張申府（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其夫人劉清揚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夫妻雙雙脫黨）的近況，陳伯達一一作了解釋和回答。交談中，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而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這樣，他們之間就更有了深談的共同話題，學海無涯，海闊天空，越談越投機。雙方還就撰寫文章的文筆問題，進行了切磋。最後，毛澤東送走了美國客人，鼓勵陳伯達在延安要安心，要努力研究中國古代哲學，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去分析批判吸收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毛澤東第一天對陳伯達的印象，比較滿意。此人其貌不揚，但很聰明；性格趨於內向，沒有多少外事活動能力，語言表達不行，但為學功底和思想不弱。這一天，也就成了陳伯達人生的轉折點。
1938年7月1日，陳伯達在延安《解放》周刊上發表他的第四篇文章《我們繼續曆史的事業前進》。文章分五個部分，分別論述中國共產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徹底代表民族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在兩條戰線鬥爭中發展鍛煉出來的；中國共產黨艱苦奮鬥的作風；中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很多人閱讀後認為陳伯達寫得很好、很深刻。陳伯達來延安僅九個多月，然而，他的作用發揮得比他立足延安的時間要快。
這一時期，延安思想文化戰線爭論最集中的還有一個革命文藝“民族化、大眾化、中國化”問題。還在1937年8月間，毛澤東就為準備西北戰地服務團赴華北地區工作一事，向丁玲提出了“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的問題。指出“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隻要對抗戰有利”。58同年11月，張聞天在《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堅持抗戰中，要“大眾化、中國化”的發展方向問題。1938年4月，毛澤東受“秦腔”《升官圖》、《二進宮》、《五典坡》戲劇晚會啟發，與柯仲平進一步談了當地群眾去了那麼多人看戲，如果把戲的內容換成抗日的內容，舊的形式就可以更好地為革命戰爭服務了，要創造出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來。之後，圍繞著文藝的民族化大眾化中國化問題，艾思奇撰文指出，“今後抗戰文藝應當是民族的，具有現實主義基礎的”。冼星海也論述“現在作曲家有三種不同的姿態：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樂；二是頑強地固執著中國音樂作法；三是盡力想使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適當的結合。我非常讚成後一種。我提出三個口號，音樂應當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柯仲平撰文說“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氣派。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經濟、地理、人種、文化傳統造成的”。“最濃厚的中國氣派，正被保留、發展在中國多數的老百姓中”。我國“帶特殊性的優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幫助世界文化的發展。”劉白羽提出為了發展文藝和完成抗戰的任務，我們應該讚成而且要實踐地去運用“舊形式。”在抗戰中，文藝的作用是朝著千百萬大眾的。在這空前的冶煉當中，需要檢討出優點與弱點，讓整個新文藝更健壯起來。同時，莎寨在著文指出：“我們利用舊形式，並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從舊形式中吸取本質的精華，而重新創造的。這個所謂利用舊形式的形式，既不是舊的也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從‘舊’裏發展來的‘新’的東西”。“利用舊形式，就是創造新形式。”1938年7月23日，陳伯達在《解放》周刊第46期發表《論文化運動中的民族傳統》。文章指出“舊的文化傳統，舊的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民年代久遠的嗜好和習慣相聯結的。最廣大最下層的人民群眾最習慣於舊的文化形式，經過那舊形式而傳播給他們以新的文化內容，新的東西，他們是最容易接受的。”在思想文化戰線一年多探索的基礎上，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命題，指出中國的新文化要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