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一個老師米夫的學生，陳伯達就被看不上，沒有跟著“沾什麼光”，成了一個“後娘的孩子”，這八年政治上沒有多大發跡。到延安後，盡管幾個同學很熱情，但陳伯達本能地意識到，自己與他們幾個人有差距。1937年冬王明從蘇聯回國後，這一批留蘇學生，又有一次搞“小團結”，“據點”是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王明、博古、凱豐在武漢長江局，推行右的一套東西，一度搞得很不像話，幾至與中央分庭抗禮。這些人的“小團結”，再一次根本未把陳伯達這個留蘇同學看在眼裏。這中間，倒是陳昌浩在延安與陳伯達相處很好，兩人過從甚密。
陳昌浩是湖北人。1926年20歲時在武漢投身進步學生運動。1927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10月底回國，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任職中央委員，跟著王明、米夫“沾光”，旋被派往鄂豫皖蘇區。1933年起任職紅四方麵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官太大了，人太年輕了，27歲的紅四方麵軍政委既沒有領導軍事鬥爭經驗，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跟上張國燾，就認為張國燾最好，最正確，豈不知，張國燾從建黨以來就是一個黨性不強，政治上左右搖擺的曆史人物，根本成不了“大氣候”。1935年7月紅軍一、四麵軍彙合後，陳昌浩緊跟張國燾，參與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活動。1937年3月抵達延安，第二年春天，張國燾隻身逃往武漢，當國民黨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去了。當張國燾到達延安時，陳昌浩與徐向前正領導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甘肅馬家軍浴血奮鬥。西路軍失敗後，徐向前回到延安，而陳昌浩又跑回鄂豫皖地區想再拉隊伍。當時的形勢，以陳昌浩一己之力，再拉隊伍已經不可能。經中央再三尋找，陳昌浩思之再三，直至抗戰爆發後，才回到延安。長征中的問題和張國燾的叛逃，這一切無疑給陳昌浩日後晉升，引入“梗阻”。陳昌浩很有才，“近代世界革命史”講得很好，是延安社會科學界史學領域世界史方麵的一個權威。鑒於陳昌浩過去的工作成績和本人的特長，中央安排他任職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此時講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哲學史，兩人經常往還，相處很好。1939年，陳昌浩身體不好，胃潰瘍老是犯，又沒有好藥治療，再加上他看到自己前途“渺茫”，於是申請11月份去蘇聯養病去了。陳昌浩到蘇聯後，趕上了1941年開始的蘇聯衛國戰爭，他撤退至塔什幹附近的考幹達城，在一個棉油廠當了半年工人。直到1943年，陳昌浩才穩定下來，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任一級責任翻譯，翻譯了大量的政治書籍和文藝作品，為促進中蘇文化交流和增進中蘇友誼作出了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陳昌浩為新中國的建立感到無比興奮，同時也為自己長期留居蘇聯而常常內疚。但是，失去的東西是回不來的，後悔是沒用的。10年來，陳昌浩思鄉之情甚切，想回國。1949年底至1950年初，陳伯達、汪東興、師哲等隨毛澤東率團訪問蘇聯時，陳昌浩看望了陳伯達，表示了自己想回國的心願，並希望陳伯達給予幫助。蘇聯方麵為陳昌浩回國事，也找到了陳伯達，請給予通融。陳伯達想到同學過去在紅四方麵軍叱吒風雲，後來一直不順，念過去同窗共校的情分，幫了陳昌浩的忙，上下疏通，使陳昌浩在1952年夏得以回國。
陳伯達在延安，與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關係也十分要好。吳亮平1908年生人，比陳伯達小4歲，但卻是比陳伯達早留學兩年的留蘇學生。吳亮平與王明是同一批留蘇學生，都是1925年秋末冬初去的中大。在中大，吳亮平的學習成績比王明好得多，王明很忌妒。但王明比吳亮平口才好。王明在中大讀書，拉幫結夥，吳亮平有點看不慣，曾揭發王明，回國後遭打擊報複。1929年吳亮平與王明都回國內參加工作。王明結成“宗派團體”向黨中央發難時，吳亮平正在獄中。吳亮平在坐了兩年牢後，於1932年秋天出獄，旋進入中央蘇區。抗戰期間王明從蘇聯回國後，看到吳亮平對毛澤東支持很大，遂排擠吳亮平，調吳亮平任《解放》周刊編輯。吳亮平編刊物，與陳伯達接觸很多。兩人都知道彼此不是王明的知己，與王明那些人“青雲直上”沒有多大聯係，故兩人於筆墨上、於為人處事上很談得來。在為文上，兩人也互相幫助。一來二去，陳伯達在延安的理論宣傳戰線上，排第四把交椅。1938年底到1939年初，陳伯達想跟毛澤東走，當毛澤東的秘書，商之於吳亮平。吳亮平對毛澤東感情特別好，幫助陳伯達分析了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長處與短處，分析了跟誰對自己成長更有利，分析了跟誰更有前途。最後建議陳伯達“下決心吧，別猶豫了，跟毛澤東會使你前途光輝燦爛，請相信同學的眼光吧”。陳伯達十分高興，下定了決心。
陳伯達在延安，再一個留蘇同學是中宣部副部長楊鬆。楊鬆是1927年和陳伯達一塊赴莫斯科中大的。畢業時，陳伯達不願畢業後留在蘇聯，楊鬆畢業就留下了。楊鬆看問題比陳伯達深刻，為學深邃，但留學那時，沒陳伯達功底厚。可畢業後楊鬆留校兼翻譯，幾年就趕上來了，並且有點超過陳伯達。楊鬆留校，後來又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負責處理東北問題。1934年9月，楊鬆赴東北指導抗日聯軍工作，1935年9月離開東北。1937年12月下旬，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後，楊鬆雖在莫斯科，但被任命為中宣傳部第一副部長。1938年2月楊鬆從莫斯科回到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開始主持中宣部的日常工作。楊鬆到延安後，與陳伯達相處甚好，都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筆杆子，有什麼事都互相幫助。楊鬆也曾向陳伯達建議，跟毛澤東比跟張聞天要好，延安幹部普遍反映毛澤東比張聞天強好多。他對毛澤東了解得不如吳亮平多，他隻能從印象上向陳伯達建議：“毛澤東給我的印象，要比張聞天能幹好多，跟毛澤東對你日後進步更有利。”陳伯達也勸楊鬆要多注意身體，別累壞了，日子長著呢，來日方長，望保重。楊鬆心裏也是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