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陝北的延安，終日人來人往，絡繹不絕。鑒於進入陝北延安的熱血青年與日俱增，鑒於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急需擴大，中國共產黨遂在延安先後辦起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中國女子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軍事學院、民族學院等十幾所培養幹部的學校，使來延安的有誌青年，安心於抗日救國的大業。與國民黨統治區層層控製相比，此時的延安，已是：
夕陽，照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進河邊的流瀅；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你這座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
中國共產黨對來延安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政治、政策上是采取來去自由的態度。來延安是為了參加革命，參加全民族的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如果認為延安艱苦，認為延安不理想，可以自由自在地離開延安，中國共產黨絲毫不加幹涉。中國共產黨相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確的，一些人走了沒有關係，更多的人的到來是確定不移的。事實上也確實有些人不告而別了，而且別後在日本的控製下和在國統區曾大罵過共產黨和延安。但是來延安的十多萬人與個別不告而別的人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來延安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從黨的事業需要來說太少了。為此，黨還從國統區、敵占區調來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充實延安的文化宣傳事業。來延安的第一名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是丁玲，她是抗戰爆發前逃離南京國民黨控製來到陝北的。到延安後，牽頭抓文藝，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踏遍華北根據地，宣傳抗日的火種。陳伯達是1937年8月底到延安的，組織上分配他到陝北公學任教，校長是成仿吾。一年內，調延安中央馬列學院工作，院長張聞天，在馬列學院講授曆史和哲學。1938年秋，又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艾思奇是1937年秋輾轉到達延安的。開始也在陝北公學執教，年底調馬列學院任教，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職務；1939年開始，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周揚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得到通知的，8月底來到延安，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陝甘寧邊區文協主任。1938年春以後，又開始主持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冼星海是 1938年11月到達延安的，因為他的到來，延安的抗日歌曲，立刻熠熠生輝。他的《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達到了40年代中國音樂的最高水平。範文瀾是1940年1月到達延安的，任延安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兩部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的基本標誌；並且在中國的幹部教育史和中國的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他如周立波、歐陽山、蕭三、張仲實、何其芳、何幹之、蕭軍、陳波兒、張庚、陳荒煤、武衡、艾青等一代風流人物，都是在這炮火連天的抗戰歲月中奔赴延安的。在延安和後來的各根據地，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與這一代人的交往與友誼是很真摯的。如丁玲剛到陝北保安時，毛澤東專門為她填了一首《臨江仙》詞：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青年學生進學校，前兩期畢業生有二分之一左右留校擔任教師或留延安從事機關工作。因為問題很明顯，不建立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後來人的教育就難以為繼。中國共產黨也下力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張聞天、董必武、成仿吾、吳玉章、徐特立等親自出馬主抓幹部教育問題。中宣部副部長楊鬆、陳昌浩、吳亮平等身兼教員，登台講課。學者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何幹之、何思敬和蕭三、蕭軍等，紛紛拿起教案，為培養一代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為培養成千上萬的抗日幹部，而盡心盡力。除講課外，陳伯達等還負擔培養教師、培養學術梯隊的任務。後來的田家英、胡華、劉大年、葉蠖生、辛安亭等一批人才，就是陳伯達他們帶出來的。
陳伯達到延安後，繼續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耕耘，並以此為基礎奮鬥在延安文化戰線。陳伯達這一代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奔赴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後，絕大多數（少數人受不了苦，又離開了）都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施展了自己的知識才華。有的直接參加了對日的武裝鬥爭，有的深入了敵後，有的奮鬥在文化戰線。從事文化宣傳的人，僅在延安，就創辦了82種報刊雜誌。其中《新中華報》、《解放日報》、《解放》周刊、《中國文化》、《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青年》、《穀雨》等幾家報紙刊物，是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一流水平的報刊。
延安，為陳伯達提供了奮鬥的新天地，在過去十年艱苦的鬥爭磨煉和學術磨煉的基礎上，他迅速地揮毫潑墨，投入了延安火熱的文化生活。僅1938年到1939年，他就寫出和發表了較有學術含量和政治含量文章30多篇。這些文章，主要是：《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1938年《解放》周刊33期；《爭取中國的自由與創造自由的中國》，1938年4月《自由中國》；《“五卅”血案十三周年》，1938年5月《解放》周刊 40期；《我們繼續曆史的事業前進》，1938年7月《解放》周刊 43、44期；《論文化運動中的民族傳統》，1938年《解放》周刊 46期；《關於知行問題之研究（哲學研究）》 1938年《解放》周刊50期；《三民主義概論》1938年6月；《紀念傑出的文豪》，1939年1月《魯迅風》3期；《關於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雜記》，1939年2月16日《新中華報》4版；《健全的民族主義與健全的抗日戰爭》，1939年3月3日《新中華報》4版；《一種必要的文化建設——掃除文盲》，1939年4月19日《新中華報》4版；《五四運動的二十年——感想與回憶》，1939年5月《中國青年》1卷2期；《在文化陣線上——“真理的追求”續集》（文集），1939年2 月生活書店；《惠施及其辯者的哲學思想》，1939年8月《理論與現實》1卷2期；《國民精神總動員應有的認識——抗戰中新人生觀的創造》1939年延安解放出版社；《老子的哲學思想》，1939年《解放周刊》63、64期；《紀念馬克思與孫中山》，1939年《解放》周刊66期；《孔子的哲學思想》，1939年《解放》周刊69期；《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幹辯證》，1939年《解放》周刊70期；《論共產主義者對三民主義關係的幾個問題》，1939年8月《解放》周刊87、88期；《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馬克思主義》，1939年《解放》周刊 89期。這些文章在延安和中國共產黨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3.陳伯達和留蘇同學在延安聚首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那四期學生中，抗戰爆發後，有不少人相繼來到延安，並且又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張聞天任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凱豐、楊鬆、陳昌浩三人任中宣部副部長，博古任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吳亮平任中宣部副部長、《解放》周刊主編，王稼祥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陳伯達來到延安後，昔日的中大同學相繼來看望他們夫婦，陳昌浩、楊鬆、陳伯達三人因為是同年級的同學，故到延安後，三家逢年過節又聚一聚。這些人中，張聞天年齡大一點，1900年生，比陳伯達大4歲。王稼祥和凱豐、陳昌浩同歲，都是1906年生人，比陳伯達小兩歲。他們這些20年代末的留蘇學生，畢業回國後已經奮鬥了8年多，此時在延安相聚，大家都十分高興。他們的年齡正好是人生的黃金季節，32—37歲，大好的年華。黨的事業大有希望，他們的職位令人羨慕，30多歲就當那麼大官，了不起。和他們相比，陳伯達就遜色多了。8年多，他坐監獄，鬧病，在平津地區東躲西藏，一天也沒有穩定過，到頭來也隻當個北方局宣傳部長。進入延安後，又做個普通教員。都是同期留蘇學生，差距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