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自己成為“傷痕文學”浪潮一過之後便隨之而去的文壇過客，我從小就熱愛文學，我希望以作家為終身職業。因此，從1979年以後，我就注意調動自己的美學潛力並調整自己的文學步伐。我寫出了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中篇小說《如意》和《立體交叉橋》。我開始把文學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個人，開掘和探索人性，並鑽研小說的結構技巧與敘述方式。也許我是在前後腳走上文壇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說以外寫“創作談”最多的一個，因為我內心有一種驅動力，迫使我不斷調整我的美學意識以跟上迅速發展的文學形勢。我不懈的努力並沒有落空，自1980年以後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書，林斤瀾在讀了我的《立體交叉橋》後才正式承認我有寫真正的小說的能力。這位我尊為林大哥的作家的這一評價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長篇小說《鍾鼓樓》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半年之際，發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國的電視觀眾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裏聽到播音員播出一條“剛剛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職檢查。這條消息隨即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38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並成為第二天報紙的頭版要聞。《光明日報》不僅將這消息作為頭版頭條，而且在標題下的摘要裏提及我時不用“同誌”二字。我停職整整200天後，複職並獲準到美國進行了50天的講學訪問。我發現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驟增到一種古怪的地步，我願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國作家都不再以這樣一種狀況而引世人注目，不過這不是我和中國作家們能自主的事。在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我同盧新華重逢。盧新華和王亞平一樣，自“傷痕文學”浪潮消退後就逐步退出了文壇，盧新華到美國柏克利加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王亞平則棄文從商。在洛杉磯我聽到許多關於王亞平發財致富的浪漫傳說，但由於我去那裏時他因商務回中國了，從北京打長途電話來要我留在洛杉磯等他，他表示將盛情招待我，暢敘舊誼。而我那時已經倦遊，決心提前回國，就沒有見到他，無從證實那些關於他的傳言。在盧新華的宿舍裏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著的一張照片：我和他和王亞平三個“傷痕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於1979年初攝於崇文門外花市，當時王亞平全副戎裝。盧新華告訴我，他也聽到了這樣的說法：為期十年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以“舌苔事件”的爆發及其後果宣告結束，而這十年可以說是“以劉心武始，以劉心武終”，不管今後的文學是停滯、是發展、是怎麼怎麼樣，那都屬於另一個文學時期了。我告訴他自己已從個人的際遇中超脫出來，但我心裏為一些別人的事難過。比如，因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林斤瀾寫得非常出色的三個短篇留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待發的，現在都發不出去了。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重返編輯部工作，得知林斤瀾的那三個短篇退掉了兩個，還壓著一個，我便立即督促編輯部同人將它發出，那便是見於1988年2月號的《白兒》。讀著印在刊物上的《白兒》，我心裏很不平靜，我想到1978年《十月》雜誌初創時向林斤瀾約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參與政治埋頭藝術探索並甘於寂寞的林斤瀾是解放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見證人，他的被允許與不被允許，相當精確地折射出我們文壇的興衰。可歎的是為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文壇還要再一次重複連林斤瀾也不被允許的局麵
十年在人類發展的浩瀚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瞬，但十年對有身有肉也有靈的個體來說卻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生即使以百歲計，也不過隻有十個十年，而除去發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得以施展並有所收獲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時，我不僅參加過《十月》雜誌的編發，我還擔任過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那部長篇小說叫《雅克薩》，由兩人署名，實際上主要是謝鯤的手筆。我記得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找謝鯤傳達終審者的意見，請他對書稿作最後一次的修改。這位與我年齡相仿的作者那天臉色特別灰暗，與我交談時音調也特別喑啞，但對我傾訴的一番心曲，卻令我至今難忘。他說：“人生是樁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時候，不能挑地點，尤其不能挑種族，不能挑遺傳基因，你就那麼落生了。如果你有才華，那麼你的才華隻能在限定著你的那個環境裏尋找機會發揮。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經開放了他們的才華之花，他們發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聲，‘文革’當中他們挨批鬥，他們不與‘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們合作，他們再不發表作品，他們無憾。但是，像你我這一代人，‘文革’前我們還小，輪不到我們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們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最緊要的人生歲月，我們要麼甘於淹沒，要麼就隻能在那樣一種最荒謬的人文環境裏尋覓施展才能的機會，於是乎我們到頭來也投稿，也想發表作品。彈鋼琴的就想上台彈《黃河》，搞聲樂的就想上台唱《鋼琴伴唱〈紅燈記〉》，而想演電影的就必然隻能到比如《南海長城》那樣的片子裏去找個角色……一切都可以儲存，而青春是不能儲存的，隻能及時消費。這《雅克薩》我好幾年前就開始搞了，已經搞到這份兒上，實在舍不得放棄，其實我心裏很明白，這一類東西，還都屬於為政治服務即為‘反修’服務的，說是曆史小說，其實都難免影射，將來兩國關係修好，這樣的東西就該自動淘汰了……我真想早點結束這項吃力的工作，寫《班主任》那類的東西。其實《班主任》也還太政治化了，不過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驅趕著在搞文學服務，你勇敢地發表了你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我們以後都該抓住好時候，寫一點真正的好東西……”說到最後，他那浮腫的臉上竟泛出了紅光。可沒等到我把《雅克薩》的樣書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記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後，在一種恍惚不安的心情中來到部隊的一所醫院。醫院的設備和醫療技術都是最好的，並且幫助他住進醫院的朋友懇切地囑托醫務人員盡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華。但謝鯤垮得很快，他的肝壞死了，據說酥成一片一片的，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所致。我趕到醫院時他已停放在密封狀態的急救室，隻能透過玻璃隔板觀望他，他已進入彌留狀態。當我回憶起這悲慘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識到，我得以在這些年裏施展了自己的才能，並越來越擺脫了外在的束縛，構建起自己的良知係統和美學意識，並獲得一種內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該是多麼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