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官、離鄉、出家後的李贄並沒有忘懷世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著書立說之中去。很顯然，他將著書立說視為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與方式。對於能夠擺脫世俗羈絆得以進行自己最喜歡的事業，李贄表示了由衷的喜悅之情，我們可以從他寫的文字與給友人的信中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題名《讀書樂》的四言敘事詩這樣寫：“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一與會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嗬呼。……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他用心來寫，傾注進熱情、生命與智慧，而且異常的投入與勤勉，“唯有朝夕讀書，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自五十六歲以至今年七十四歲，日日如是而已。”他的心靈在讀書著述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熨帖與自在，堪稱得其所哉！唯有著述，才能延續其生命，光大其精神，證明其價值。他很看重自己的著述。在交待後事時念念不忘自己的書，“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抄錄之書於供桌之右……”因為書中有他的思想、精神、靈魂，“我之形雖不可複見，而我心則開卷即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書即李贄，李贄即書，二者合而為一，密不可分，書中灌注進了他全部的血脈生命，是李贄“自我”的物質外現。
李贄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世時經常遭受誤解、誹謗，甚至遭到圍攻、驅逐；死後，也是有毀有譽。其中有個性氣質方麵的原因，他的朋友焦竑曾評價說：“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狂傲偏狹，孤高自許，又口無遮攔，放言無忌，難免招致怨尤。當然更多的是他的言論、主張、思想有不合正統的規矩、標準、要求之處，觸及到了當權者的某些痛處。最關鍵的有兩條：一是猛烈地抨擊一切假道學、偽君子，並把矛頭直指程朱理學。這些人（大都是一些做官之人）打著冠冕堂皇的仁義道德的大旗，行的卻是自私自利沽名釣譽之實，“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誌在巨富”、“展轉反複，以欺世獲利。”追根溯源，李贄將矛頭指向程朱理學。他指出正是他們闡揚的所謂義理，遮撇了人的真心真性真情，讓人麵目全非，成為表裏不一的假人。聖人的所謂道德說教、禮製規範已嚴重脫離社會現實，也不符合人性實際，早就成為僵化的代名詞，失去了生命力，非但不能指導社會實踐，相反成了社會前進的障礙。二是鼓勵個性自由，批判奴性意識，肯定個體的價值與尊嚴。他認為許多人身處奴境而不自覺，自甘卑賤，自甘從屬，自甘屈辱，卻當作天經地義，自古皆然。他告誡人們樹立自信心與自主意識，把握自己命運，成為自己的主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這樣的反問非常有力量，是尊重個體、確立人在世間神聖不可侵犯地位的理論前提。李贄還肯定人的私心，肯定人們欲望的合理性，鼓勵人們大膽追求物質利益與個人幸福。這與傳統所倡導的安貧樂道、安分守己的價值觀也有截然的不同。這樣的言論主張在中國十七世紀早期封建製度與意識形態控製相當嚴酷的時候，無疑是大膽的超前的，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直接刺激全社會的思想解放與精神覺醒；但對統治者來講，就是危險的大逆不道的，被視為直接危及統治基礎，那麼李贄之被置之死地就是一種自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