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3：李贄之死
我們這個社會是發展了？還是退步了？我不知道。發展了，是無庸質疑的；同時，在某些方麵也在退步著，這也是無庸質疑的，而且退步若幹年了，比我們的某些古人要差得多，隻是我們自己這些現代人不願意去麵對這些或那些活生生的實事罷了。我本人也是如此。這讓我想起了曆史上的兩個人物，一個孔子，一個是李贄。我們不能不承認孔子是一個偉人，他是偉大的，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那麼李贄？我更認為他不錯。
李贄的朋友袁中道在給李贄所作的傳記裏麵是這樣記述這一過程的：“……久之旨不下，公於獄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剃發。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其實李贄早就預料到了這一結果，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他表現得十分從容。聽到逮他的人到了，“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他之所以選擇自殺的方式也符合其個性特點。一輩子不想受拘束，追求自由，死這麼一件大事豈能坐以待斃，借助他人！
李贄出生於工商業比較發達的福建泉州，祖上曾是富商巨賈，但到李贄時，家道已敗落。李贄幼年喪母，缺少母愛的滋潤，但也促成了他的自立意識，從小便形成了特立獨行、不受約束的個性。他說：“我自六七歲喪母，便能自立。以至於今七十，盡是單身度日，獨立過時。雖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來，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這樣的個性注定了他與應時時處處做小伏低的官場無緣。他也曾擔任一些官職，但職位比較低，且經常與上司發生抵觸：“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萬侍郎盡觸也。……最後為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所以做官對他來說是一項苦差事，因為違背了他的心性，他的朋友替他總結道：“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於是在1580年當他53歲姚安知府任滿後他自動辭官不幹了。對此他曾有解釋，他說世間有一種人，“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他很坦誠，並沒有打著什麼清高自賞的幌子，但也可以看得清楚，他之辭官就是因為不願意受束縛。
照常理，辭官回家，安度晚年，這是必然的選擇。但李贄卻沒有回泉州老家，而是帶領全家離鄉背井，投靠湖廣黃安的朋友耿氏兄弟。為什麼有家不回？這又與李贄之害怕拘束受騷擾不得安寧有關係，他已看透了當時社會逃脫不了官場的習氣，層層疊疊的關係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漂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隻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
這種選擇雖然得不到周圍人及家族其他人的理解與支持，但他一意孤行，決不改變。不幸的是，隨著知心好友耿定理的去世，李贄與他的哥哥耿定向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發生激烈衝突，導致李贄搬出耿家，遷往麻城，並最終出家。這是李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大轉折。但這一次卻並非如上兩次的行動一樣是出自李贄的心願，裏麵包含著諸多不得已之處：“……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蓋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為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後出家也。……餘之落發，豈容易哉！餘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發，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發為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出家是被迫無奈，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他終於徹底擺脫了人間俗事的束縛，進入自由無礙的境地了；也意味著他跳出人間是非地，可以換一副心腸眼光來看世俗世界。更能看清其廬山真麵目，並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發人之所不敢發。而他的與耿定向的爭論與所受到的無端指責也激發了他的狂傲氣質，其性情中原有的倔強執拗、桀驁不馴、嫉惡如仇也發展到極致，公開與世俗對著幹，不憚以狂放不羈驚世駭俗的言與行出現在世人麵前。“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這個時期，除了理解他的幾位朋友支持他之外，李贄是孤獨的，他的處境是不利的；但毋寧說他又是最強大的，他獲得了最自由無礙的思想，發表了最能代表他心聲的言論，他躍升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思想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思想史上，沒有幾個人能達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