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緯國晚年公開承認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親生父親，可見戴季陶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多麼鐵。
由於戴季陶對日本頗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餘萬留日學生中，能夠達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麵上剖析闡述日本的，恐怕隻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論》開篇曾說道：“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裏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曆史各種方麵，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後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廣州任大元帥府秘書長，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長。
戴季陶雖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但是他是國民黨右派領袖和理論家。
戴季陶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見。
廖仲愷任黨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眾望所歸，也是各自政治勢力的平衡。
而蔣不是校長的必然人選，當時至少還有三個人可以取代他：許崇智、鄧演達和何應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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