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人類社會中最強大的團體。政治固原指國家的事說，其實一般團體中公共的事，都可說為政治。所謂政治上的民主，無非團體生活中所需要的民主而已。
一
人類當初有團體，不從有意識的結合。契約說，是於曆史上無稽的。在古代，團體有了之後，人類賴以活命，但亦從而受罪。換句話說，團體當初原非民主的；民主的團體，是團體生活的進步，或可稱為進步的團體。
團體雖個起於大家有意識的結合，而其進向於民主，則非出於大家的要求不可。大家的要求不外兩個：
一個要求是：團體公共之事人人有參與作主之權：——此即所謂參政權或公民權。
一個要求是：各人自己的事，於公眾無涉者，公家就不要管；——此即所謂自由權。
這種要求是反應當初（不民主時）那種事實的：一種是團體公共之事隻由少數人作主，多數人都是被動的。一種是個人的生命財產無有保障，身體行動不得自主。從第一個要求，便產生團體公共之事要開會討論商量，公同取決的習慣，而服從多數自在其中。從第二個要求，便產生尊重個人自由的習慣，而生命財產不容蹂躪更不必說。——這便是政治上的民主；亦便是民主精神中第四第五兩點。
這兩種習慣，是要待這兩種要求，從那種事實環境中，一點點伸張，一天一天磨練，而後建立，非可一蹴而就。而要求既為事實環境之反應，環境壓迫愈重，反應愈強，乃有從要求建立習慣之望。反之，少壓迫即少反應，無壓迫即無反應，便無建立習慣之可言了。
假若你承認我以上所說的都不錯，那麼，你就可以明白；缺乏團體的中國人，從何處建立他政治上的民主呢？
二
我以前所講“倫理本位”“職業分途”，費了許多[筆墨]，本意隻在略明中國社會構造的特殊，而證實中國缺乏團體生活。
證實這一點，則其無從鍛煉出來政治上的民主，可不煩言而解。記得孫中山先生講的三民主義裏麵，曾說中國人以前不是沒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這是一句奇而確的話。河北省鄉間諺語有雲：“交了糧，自在王”——縣衙門的錢糧交了，再沒有拘管到身上。按之昨天所說，少壓迫則少反應，無壓迫則無反應之理，像這樣鬆散的社會當然不發生有力的民主要求。
鄉下農民之散漫生活，固然是這樣，就是城鎮都市的小工小商，雖有行會，亦沒有西洋中世基爾特製度那樣的種種幹涉。西洋人因為不堪政治上的壓迫，而有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同時亦為不堪經濟上的幹涉，而有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由此而成）。中國人能相安無事，便什麼要求什麼主義皆沒有了。試問：要求且無，又何從建立那習慣？凡事須先明其背景，如此之例，便是。個人自由在中國人並未明確建立起來。其未得明確建立，不因壓迫幹涉太強，乃為了壓迫幹涉不足。於是“自由太多”和“沒有自由”乃同時並存，而糊塗起來。或者尊重個人自由之意，大家心上亦有之，而缺乏事實鍛煉，習慣不立。
最好之例，信教自由是西洋人經過多少流血換得的，其習慣建立自非常明確。中國人無此問題，不生要求，沒有經過爭論；於是幹涉人思想信仰的事乃隨便有之，而不能免。從不自由之一端，到自由之一端，是西洋人的大轉變。中國人則非自由，非不自由，常存在一種模糊不清的中間性，他事亦多類此。你若以西洋的理論推論到中國，西洋的辦法適用到中國，我保你總是錯誤的。
尊重個人自由之一點（第五點）暫止於此；其中尚有曲折，不及盡論。試來論一論尊重多數之一點（第四點）。
我曾說過了，尊重多數之一點，中國人意識上有之。因為中國人非常喜歡講理，這點道理他是承認的，明白的。譬如“民為貴，君為輕”的話，不是很明白嗎？無奈他缺乏機會，鍛成此習慣。反之，他的日常生活倒養成他一種相反的習慣。可從兩種事例來看：
一種是在多數人聚會場中，沒有秩序。如亂說話，亂咳嗽，大聲發笑，起坐隨便，等等。他忘記因為他一個人妨礙到大家。尤其是多數人共同行動，幾乎行動不了。不為旁的，隻為每一個人無意識地妨礙他人、騷擾公眾，[就]足以使事情無法進行起來。我作鄉村工作，深知此情，鄉下人是老實的，謙遜的。他豈有意不尊重多數？然而他無心地隻顧自己，不照顧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