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與理智的分別
“理性”“理智”的字樣，隻在近三十年中國書裏麵才常常見到；習慣上是通用不分的。就如在前章講“理性與宗教之相違”，亦是渾含用，未定偏指一麵。但今卻有分別的必要。
有何必要呢？假如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有分別的話，我以為就在中國長於理性而短於理智；西洋長於理智而短於理性。為了指明中國文化的特征，首先要分別理性和理智才行。
從前中國人常愛說“讀書明理”一句話。在鄉村中，更常聽見指某人為“讀書明理之人”。這個“理”何所指，中國人不須解釋都明白的。它絕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學的理，一切自然科學上的理；乃至社會科學上的理，亦並不包括在內的。卻是同此一句話，在西洋人聽著，亦許發生不同的了解吧！
中國有許多書，西洋亦有許多書；書中莫不講到許多理。但翻開書一看，卻似不同。中國書所講的，不外人世間許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恥、愛人、公平、信實之類。若西洋書，則所談的不是自然科學之理，便是社會科學之理，或純抽象的數理與論理。因此，當你說“讀書明理”，他或以為是明白那些科學之理了。
科學之理，是靜的，是一些知識。知其“如此如此”而止，並不立即發動什麼行為。而中國人所說，卻正是行為上的理。它就在指示人們行為的動向。它常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話；例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臨財勿苟得；臨難勿苟免”！它盡可是抽象的，沒有特指當前某人某事，然而是動的不是靜的。科學之理，雖亦可與行為有關係，但卻沒有一定方向指給人。如說：“觸電可以致死”，但觸不觸聽你了。想自殺的人，亦許去觸的，沒有一定。大致科學上所說，皆是“如果如此，則將如彼”的這種公式。它始終是靜的。
所謂理者，既有此不同，似當分別予以不同名稱。前者為人情上的理，不妨簡稱“情理”；後者為物觀上的理，不妨簡稱“物理”。假如大家承認可以這樣分開的話，我們再來看人類對此不同之兩種理的認識，是否亦出自兩種不同之認識力。我以為在認識上是有分別的。即後者的認識，不容稍存主觀之愛憎迎拒；而前者則離卻主觀之愛好與憎惡，便無從認識。現時流行有“正義感”的一句話，正義感是一種感情；對於正義便欣然接受，對於不合正義的便厭惡拒絕。正義感，即是正義之認識力。離開這種感情，正義就不可得。一切是非善惡之理，皆同此例。善，就在乎崇敬悅服讚歎的心情上；惡，就存乎嫌惡憤嫉不平的心情上。反之，我們若不為求善而意在求真，則非屏除一切感情極其冷靜不可。
必須屏除感情而後其認識乃明切銳人者，我謂之理智；必須藉好惡之情以為判別者，我謂之理性。
二.人類的兩種錯誤
我常說：人類之所以可貴，就在他極容易錯誤，而不甘心於錯誤。至若動物生活則幾無錯誤可言，更無錯誤之自覺。錯誤隻是人的事；然人的錯誤卻有兩種不同。
譬如學校考試，學生將考題答錯，是一種錯誤——知識上的錯誤。若舞弊行欺，則又另是一種錯誤——行為上的錯誤。前一錯誤，在學習上見出低能，應屬智力問題；後一錯誤，便是品性問題。事後他如果覺察自己錯誤，前一覺察屬理智，後一覺察屬理性。——我們從這裏亦可見出理性理智的分別。
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地有。然似乎錯在知識者問題小，錯在行為者問題大，試看社會上發生的糾紛，你責他錯了，我責你錯了，所互相責的率以後者為多，而自錯誤所引生的禍害，亦每以後者為嚴重。在糾紛中，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所彼此爭辯而各自表白者，亦多在情理上。——即此亦見理性如何重要了。
三.儒家之理性主義
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等，並且亦不是多數人民（近代西洋要服從多數）。隻有將這一些（天、神、君、國、多數）當作理性的一個代名詞用的時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應理就是“理性主義”。前說孔子專作啟發理性的功夫；又說“儒家獨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見前章）。那正指這不同乎理智的理性。
最能切實指點出理性給人看的，是繼承孔子精神的孟子。其言之明爽警辟者，如：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下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下略）（上略）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