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在中國
宗教在中國，有其同於他方這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獨具之特殊的情形。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有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最早之圖騰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其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則須分別觀之：在周孔教化未興時，當亦為一種宗教；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表麵似無大改，而留心辨察實進入一特殊情形了。質言之，此後之中國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隻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往者胡石青先生論中國宗教，似未曾留心此分別。茲先引述其說，再申明我的意見。
胡先生列世界宗教為三大係：希伯來一係，印度一係，而外中國亦為一係。他說，“大教無名，惟中國係之宗教足以當之”。其內容“合天人，包萬有”；約舉要義則有三：
一、尊天。“天之大德曰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於天地。
二、敬祖。“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於祖先。
三、崇德報功。漁牧工農，宮室舟車，文物製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按祭孔應屬於此一則中。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別生作用。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幹涉，不事排斥。亙古不見宗教戰爭。故實為人類信仰中之惟一最正大最自由者。——以上均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一篇第三章。
胡先生一麵不把中國劃出於宗教範圍外，一麵亦不曾歪曲了中國的特殊事實，貶損了中國的特殊精神。這是一種很通的說法，我們未嚐不可以接受之。卻是我願點出：凡此所說，都是早經周孔轉過一道手而來的，恐怕不是古初原物。如我推斷，三千年前的中國不出一般之例，近三千年的中國，則當別論。胡先生似不免以近三千年的中國為準，而渾括三千年前的中國在內。以下接續申明我的意見。
前於第一章列舉“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說中國文化內缺乏宗教，即是指近三千年而言。何以說中國文化，斷自周孔以後，而以前不計？則以中國文化之發展開朗，原是近三千年的事，即周孔以後的事；此其一。中國文化之流傳到現在，且一直為中國民族所實際受用者，是周孔以來的文化。三千年以上者，於後世生活無大關係，僅在文化史上占分量而已；此其二。周孔以來的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些成分顯然屬於宗教範疇；何以說它缺乏宗教，說它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則以此三千年的文化，其發展統一不依宗教做中心。前說，非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之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迭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此中心在別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裏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不可否認地，此時有種種宗教並存。首先有沿襲自古的祭天祀祖之類。然而卻已變質；而構成孔子教化內涵之一部分。再則有不少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然試問：這些宗教進來，誰曾影響到孔子的位置，非獨奪取中心地位談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對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並無衝突，或且精神一致。結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們都成了“幫腔”。這樣，在確認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時，我們當然就可以說中國缺乏宗教這句話了。
二.周孔教化非宗教
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後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貢獻在具體創造上，加禮樂製度之製作等。孔子則似是於昔賢製作，大有所悟，從而推闡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創發，自是更根本之貢獻，啟迪後人於無窮。所以在後兩千多年的影響上說，孔子又遠大過周公。為判定周孔教化是否宗教，首先要認清孔子為人及孔門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