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看守所大門，路上我問律師能通關係嗎？他說二審法官不熟，正在找路子。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說了句，被害人親屬的態度仍舊很重要，對二審判決起作用不是不可能，尤其是那個女人的哥哥。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過年那些天，我全無迎新年的心情，心思全係在俊凡的二審上，還有他在獄中將如何度過的擔憂中。我試圖聯係季麗娜，希望能求得一絲轉機，但她的手機要麼打不通，要麼通了不接。直到某一晚的深夜，她突然回了過來。
她告訴我她不在國內，問我打她電話想幹什麼，我說我丈夫已經提起上訴了，她說那又如何？與她何幹？我不閃爍其詞，直接請求她改變態度，向二審法官表明對被告人的諒解。她沉吟片刻，隻說了句，你想得太簡單了。然後她掛了電話，再打，不通了。
我的確感到前景渺茫，但這更平添了不少勇氣，下定決心要傾盡全力求得好的結果。新年一過，我開始奔走。我跟曹律師了解了關於刑事審判的相關事宜，尤其關於二審的，盡管我知道了這時候的檢察院已無關鍵性的作用，但我還是去找了檢察官。因為曹律師一時還不清楚二審負責的檢察官是誰，我隻好跑去找負責一審公訴的檢察官，我記得她姓杜，是個漂亮的檢察官。我在檢察院門口幾經周折都無法與她聯係上，曹律師知道後趕來救援，終於與杜檢察官通了電話，她感到十分不解，表示案卷已移送上級檢察院，此事找她無用。我一把抓過曹律師正在通話的手機，跟杜檢一氣哀求，她冷淡地說，求她沒用，現在這案子已不在她手上，我問那我應該去找誰，她沉默了好一陣子，才告訴了我負責二審的檢察官是誰，並將那位檢察官的手機告訴了我。掛了電話後，曹律師驚詫地看著我說，她居然告訴你二審檢察官的手機號，這太不容易了，一般這些檢察官的手機號是不能輕易得到的。
那位檢察官姓袁，也是女性。她在接到我的電話時，竟毫不驚訝，還同意我去她辦公室找她。曹律師得知這一情況後，意味深長地看著我說，這樣難得的情形都讓你遇到了，抓住機遇吧。他表示願意陪我一同前去。
我們通過檢察院的嚴格檢查，終於找到了那位姓袁的檢察官。她與另外一位同事共用一個辦公室，倆人都在。我們進去時，她正埋頭在一堆案卷中，抬起頭看見我們時，漠然地打量我，然後指了指沙發，讓我們坐下。曹律師自我介紹後，想接著說案子的事，袁檢擺擺手說，你不必說了，我想聽她說。
我迎著袁檢專注糾疑的目光，略頓了一會兒，她的目光很犀利，看似中立，卻暗帶逼壓，她明顯比杜檢更老道。我開口講來，毫無頭緒，竟首先說到了那個下午的事，以她的立場看，我是在說案情，是以一個證人的角度在說。但我卻在這個過程中，談到了自己如何背棄了婚姻，當時的場景，著重強調我那時的情形是如何刺激到了我丈夫，換作任何一個男人，都是會氣得發瘋的，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當時我丈夫的行為完全是氣得失去理智下的被逼之舉。
“可他帶著刀去的，不是嗎？你能否認他不是蓄意的嗎？”袁檢冷冷地說道。
“那刀他經常帶在身上，平時也會帶。”
我明顯感到曹律師側過臉來略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袁檢警覺地看了他一眼。
“為什麼這一點被告人自己沒供述過？”
“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要供述這一點吧。”
“我有理由懷疑你是為了救你丈夫，在向我提供假證。”袁檢威懾的口吻。
“沒有。”
袁檢跟坐在對麵的同事對視了一眼，突然冷笑了一下。
“他平時帶刀在身上做什麼？”
“他是個攝像師，經常會去郊外作業。”
“我還是不理解。”
“可以防身，有時還可以當工具用。”
袁檢看了看我，問曹律師。
“你是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你清楚這一點嗎？”
“現在清楚了。我的當事人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要表明這一點，而我也是犯了定向思維的錯，以為他帶刀是臨時興起，不知他平時也會帶，所以根本沒往那個方向去考慮。”曹律師鎮定地說道。
袁檢突然笑了起來，看了看她同事。
“這麼說來，無意中還有新發現了。”
袁檢扭頭在桌上找東西，然後翻開某本卷宗，找到其中某一頁，看了看，讀了起來。
“問：刀是從哪裏來的？嫌疑人答：我隨手在工具箱裏找的。問：你為什麼要帶刀？答：沒有具體的為什麼，隻是想到了，就帶上了。問：你當時是不是已經想要去殺人了？答：我說了，我當時沒有具體的想法。”
袁檢收聲不語，沉吟片刻，屋內寂靜。她突然抬頭朝對麵的同事看了看，倆人似乎在遞眼色，她同事朝我們看來。
“你還有什麼要說嗎？”袁檢朝我看來。
我開始闡述丈夫殺人實則被我所逼，是我的背叛行為逼得他做出瘋狂的舉動來，當時的情景實在對他刺激太大了。然後我開始懇求，不停懇求，直到袁檢不耐煩地站了起來。
“好了，好了，你別再說了，跟我說也沒用，你去跟法官說吧，怎麼判決，是他們的事情。”
袁檢拿起桌上一份卷宗，朝門外走去，走到門口，回頭來看著我們說：“怎麼，你們還不走，快起來走吧，我還要去開個會。”
我們隻好起身來，跟著出去了。沒想到在走道裏前行了幾步，袁檢忽然停下回頭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