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大一點，大概六歲了，進了小學。進小學的印象我到今天還記得，剛剛開始創辦新式小學，聽說已經創辦了兩個學校，我們這個小學是第三個。我們的小學叫育誌小學。這個小學原來是一個廟，我們家的男工帶我去看，把廟裏的菩薩一個一個打掉，怎麼打呢？把繩子套在菩薩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薩都搞光，把廟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學。那個房子裏麵都是麻雀窩，麻雀多得不得了。我們下了課，小學生很淘氣的，架一個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來，吃了。麻雀就在那兒飛，一邊飛，一邊“罵”我們。
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學。那時小學可以男女同學，中學、大學不行。小學是這樣子的：男生、女生分開的，一進門，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課，課堂裏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師來了，然後，女舍監領了女生坐在旁邊；下課，女舍監把女生排了隊帶出來，男生才出來。雖然在一個課堂裏，實際是分開的。還有更麻煩的，中午吃飯叫送飯，家裏燒了飯，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個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開來吃。後來就改進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時候男女同學根本是分開的。
人家一直說，我們那個時候，不論小學、中學，老師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隻有三所小學，這是剛剛開頭新興的，了不起了。小學讀的課程是國、英、算，那時候小學要讀七年，學日本製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來要七年畢業，我的成績特別好，六年就給我畢業了。其實這樣不好，因為許多功課是銜接的，少讀了一年，就斷掉了，進中學就不方便。
我離開小學就沒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蘇州了。我們家過年過節規模大得不得了，客人從早到晚來訪。我母親決定到蘇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裏窮了，常州的生活過不下去了。家裏窮了還要顧著麵子，這就活受罪。我記得我們家天天要送禮，專門有一個男工，一家一家送禮，這種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親決心離開常州到蘇州。
我小學畢業以後不久，就搬到蘇州。在蘇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們在蘇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幾十間，但是破破爛爛的，後來就賣掉了。我們租人家房子住，租一進，幾間房。
常州、蘇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後，蘇州思想進步一點，上海思想更進步，這個很明顯。常州人說：“中學畢業很好了，用不著進大學了。”蘇州人說：“中學不行，一定要大學畢業。”上海人說：“大學不行，一定要留學。”一個地方差那麼一點點，思想不一樣。地理條件跟社會問題有密切聯係。外國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從上海傳到蘇州，再傳到常州。
常州中學
大概因為我讀了六年就算小學畢業了，不能進入常州中學。我十二歲小學畢業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麼把我送到鎮江中學去，大概是學校裏麵有老師是和我們有關係的人，有人照顧。我到鎮江，不習慣。在鎮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來了。鎮江也是江蘇的大地方，回來的理由大概是年齡太小，不能適應，我就記得鎮江中學其他的同學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來後，我就進常州中學的預科讀了一年。常州中學的好處是預科非常好，因為每個學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國文不好，讀預科就補國文，數學不好就補數學，英文不好就補英文。在預科，我的記憶當中主要讀古代的東西，最重要是讀了《左傳》。一年預科，四年正科，結果小學讀了六年，最後還是七年。
常州中學的創辦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學有一個塔紀念他。這個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孫中山在日本一起鬧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辮子已剪掉，頭上戴著帽子，戴上假辮子。那時候男人可以騎馬騎驢，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動，晚上坐轎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創辦常州中學，是清朝最晚的時候創辦的，等到辦好，已經是民國元年了。屠元博的父親叫屠寄，《辭海》裏有他的名字，他是曆史學家，清朝末年京師大學堂的教授，一早就讓兒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孫中山的左右手，民國初年有國會，不同的黨都有議員，同盟會的議員小組叫同盟會黨團，要有一個頭頭，叫黨魁，就是屠元博。後來北洋政府時的黨派鬥爭很厲害，據說，人家就請了屠元博吃飯喝酒，酒裏麵放了毒藥，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兒子叫屠伯範，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給屠伯範。屠伯範在日本學化學，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學。
江蘇省是教育發達的地方，一個府隻辦一個中學。沒有大學，大學就是教會學校。常州府就開了常州中學，四周好幾個縣都屬於這個府的，要到這個地方來讀書。教員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進步人士，給我們影響特別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師叫吳山秀，那時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釋這些文章時，就發揮他的思想，給我們印象深刻。
我們學校要請一些有名的人來演講，叫做“名人演講”。有一個小組專門請名人來演講，這個小組也請吳山秀來講。吳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寫好了“名人演講”，他用筆把“名人演講”改成“各人演講”。他提倡白話文，可是當時白話文不進課堂，他就在課外教我們看白話的東西，寫白話的文章，把許多五四運動的思想在中文課上灌輸給我們，我們這些小青年對他非常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