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這種有光、有影、憑著自己的感覺係統來敘述一件事的寫法，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作家，對眾多觀念、形態、主義、教學、學問不感興趣，我所有的寫作都是從我自身的身體出發的，當然這個“身體”包圍頭腦和軀體兩部分。今年6月，我在現代文學館講演時，還特別談到這個問題，作家僅僅用“頭腦”寫作是不夠的，杜拉斯就曾經說過：“作家的身體也參與寫作”，但純粹的“身體寫作”其實也是不存在的，頭腦必須在場，全身同時感應，藝術品才有可能產生。
《一個分成兩辦的女孩》曾被人說成是“身體寫作”：
“夜裏，我做了平生第一個與性有關的夢：夢裏出現一個人影，一左一右裂成兩半。他們讓我坐在床沿上，然後把我的上衣脫了，他們分別把手放在我的乳房上開始摩挲。我無法看清他們的臉，屋裏光線暗淡，有雲霧般的灰褐色光團在眼前繞來繞去，我像中了催眠術一般，聲音嘶啞，嘴巴像死魚般地一張一合，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一個分成兩辦的女孩》也是中了杜拉斯的“毒”之後寫出的作品，杜拉斯使我理解到寫作那種自由自在狀態的可貴，她說：“所以，你看，我寫作並無目的。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
這種“非寫不可”也就是我後來放棄原先的職業（曾經是一名軍人），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中去的惟一理由。長篇小說的寫作，是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心態，沉下來，生活相對有規律，感情避免大起大落，一個卷在情感漩渦之中的女人，是很難靜下心來寫作的。
“非寫不可”是因為思緒如泉湧，句子一句接一句地來到指尖，我坐在電腦前，將它們逐一敲出來，我聽得見小說中人物說話的聲音，他們的風衣在風中發出“噗噗”的響聲，他們在餐館裏吃東西，陽光的顏色，盤子裏的氣味，女人的妝容，華麗的飾物……．“非寫不可”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讓一個作家感到難以言說的愉悅，這種“愉悅”是一般不寫作的人極難體會得到的。
關於“男人寫的小說”，我和杜拉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物質生活》的一篇文章中，杜拉斯這樣寫道：
“我常常這樣說，現在可以不受約束地談談這件事。即關於男人寫的小說。存在著一種男性文學，廢話連篇、喋喋不休，被學問教養纏得動彈不得，思想充斥累贅沉重，觀念形態、哲學、變相的論述評論塞得滿滿的，這種文學已不屬於創作範圍，而是另一種東西，屬於一種傲氣，是一種一般表現老板地位的那種東西，完全沒有特異性。”
所以，我從不忌諱“女作家”這種說法，因為“女作家”意味著意境上優於男性，文字上優於男性，感覺上優於男性，我也不理解別的女作家為什麼害怕被稱為“女作家”，而喜歡被人稱做“作家”。杜拉斯說：“普魯斯特不屬於男性文學。這才是文學。”
杜拉斯“中毒”者，將會更加張揚一種從女性身體出發的寫作，而不是從什麼主義什麼學問出發的寫作，概念在先的寫作令人痛不欲生，而自由自在的、由野草從身體的各個地方生長出來的寫作，才是“最酷”的寫作。我目前正在寫的《狂野青春》三部曲就是這樣一個長篇係列，它的第一部已出版，第二部正在寫作之中，杜拉斯的“毒”會在書中繼續蔓延，我慶幸，我是一名杜拉斯的“中毒”者，我會寫出更好的小說，這種自信源於才華，也源於對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崇拜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