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讀到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作品是在一本名為《情人》的中篇小說集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情人》在中國的最早亮相，從時間上看，這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情人》時間是1986年2月，而原書的前言中寫道：“《情人》是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這是當時的譯法）1984年出版的作品，獲當年法國享譽最高的龔古爾文學獎。”二者時間隻差兩年，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這位法國女作家的作品，在中國逐漸被人們所熟知。特別是在文學界，幾乎沒有一個女作家沒有讀過杜拉斯的。
在我眼中，杜拉斯的寫作，首先是一種“野性的”寫作，她是那種從不參考某種理論、某種已成體係的作家，她是敏感的、天然的、極端的、錯亂的、迷狂的。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迷狂季節》從書名就可以看出，我是一名杜拉斯的“中毒者”。
能夠“野性”寫作的人是需要一點天才的，杜拉斯的作品，充滿了那樣一種似醉非醉的淩亂效果和錯位感，那種境界十分令我著迷。在《物質生活》中，關於寫作她談得較多，我最喜歡的句子是：
“寫作並不是敘述故事。是敘述故事的反麵。是同時敘述一切。是敘述一個故事同時又敘述這個故事的那種空失無有。是敘述一個由於故事不在而展開的故事。洛爾．瓦．斯泰因是被S.塔拉舉行的一場舞會給毀了。洛爾。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一場舞會而得以形成。”
我是這樣理解杜拉斯的，以我的小說《有毒的婚姻》為例，《有毒的婚姻》不是在敘述一個故事，而是在敘述一個“空缺”，講述男主人公一直不露麵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男女之間究竟會變成怎樣。如果沒有男主人公的“缺席”，《有毒的婚姻》這個故事就無法形成。
這個故事在寫之前，我隻知道“丈夫米克一夜未歸”這件事，其他事我一無所知，我不知道故事將怎樣展開，心裏清楚的隻是我要寫一本男主人公始終沒出現的書。在《有毒的婚姻》快要結尾的部分，我讓“丈夫米克”出現了一下，這本書出版之後，有評論家告訴我，如果始終那不讓那位神秘人物出場，將會更好。可惜書出版以後就無法更改，但現在版本的《有毒的婚姻》反響也很不錯。
杜拉斯影響了我的敘事方式。
在《情人》中，她的敘事方式斑斕交錯，充滿了低沉的、灰色的、明亮的、簡潔的、冗長的、時間錯亂的、線條清晰的……各種各樣相互矛盾的東西交織在一起，像一段複雜無比、交錯扭結的織物，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團亂麻，也可以將它視為一件藝術品。
我最近的一部小說，寫我19歲在軍校當女學員時，徒步到延安去旅行的經曆，作品剛剛寫完，暫定名為《凝望延安》，這部小說在寫法上，我覺得是我“中毒”最深的一部，我情不自禁地成為一名杜拉斯“中毒者”，這部原本可以被歸類為“軍事題材”的小說，卻被我敘述得斑斕且飛揚，在這部小說中，我找到了一種全新的敘事途徑，結構上“三度”時空錯位相連，敘述語言上迷狂且飛翔，在這部書中，到處能夠找到杜拉斯在《情人》中的那種意境。我喜歡杜拉斯的這種敘述：
“城市喧鬧聲很重，記得那就像一部電影音響放得過大，震耳欲聾。我清楚地記得，房間裏光線很暗，我們都沒有說話，房間四周被城市那種持續不斷的噪音包圍著，城市如同一列火車，這個房間就像在火車上。窗上都沒有嵌玻璃，隻有窗簾和百葉窗。在窗簾上可以看到外麵太陽下人行道上走過的錯綜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