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我會照顧好弟弟的，你去吧，早點回來……”大兒子抹著眼淚，給母親的衣袋裏放進兩個煮熟的雞蛋。
第一次進京，劉金蓮走出火車站出口後就迷了路，本來到公安部的路沒幾站地，她卻轉悠了大半天，花了十幾元公交車費、跑了足足幾十裏路才在天安門國旗下降時摸到了公安部大門……北京的“官”辦事就是不一樣，“大娘您放心，我們馬上責成山西省有關部門一定幫您把事情弄明白！”
劉金蓮聽了這樣的答複，心頭湧起欣慰和感激。“哎，我聽同誌您的話！”在火車站給公婆和兩個兒子買了幾樣“北京小吃”後，她便回到了大同老家，靜靜等待結果。
五天、十天……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咋省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劉金蓮擔心起來，便再次跑到省城去問，人家一臉不高興地告訴她：你女兒的死因結論清清楚楚，你還有啥冤嘛！
咋沒有冤？北京的領導都同情我，你們咋就不聽中央的話？劉金蓮氣憤地責問省裏的幹部。
人家有修養沒發火，倒是臉上堆著譏諷的笑容說：中央的話我們當然要聽，可實際情況我們也要如實彙報。你女兒的事，我們已經做了三次屍檢，結論都是一致的，你再跑也沒有用。說完，人家轉身給了劉金蓮一個背影。
劉金蓮火了，咋，我一個小百姓你們就可以這樣欺負我？我不信這個邪，再上北京申冤！
再次來到北京。再次找到那個說“一定幫您把事情弄明白”的“官”。這回這個“官”有些為難地聳聳肩，說：你們省裏說已經做過幾次屍檢了，結論都是一個樣。這事看來難度不小……
同誌啊，你一定幫大娘看看還有啥法子，大娘我給你磕頭了……劉金蓮說到這兒，雙腿“撲通”就跪倒在地。
大娘您千萬別這樣！別這樣……那“官”趕緊扶起劉金蓮，然後好心地對她說：如果大娘還是懷疑你女兒死得冤，恐怕得找更好的屍檢專家幫助重新做一次屍檢。
“隻要能為我女兒申冤，我就是一輩子去討飯也心甘情願。”劉金蓮說。
請大專家可不是容易的事，你能請得動嗎？那“官”緊鎖眉頭說。
劉金蓮說，同誌你給指條路就行。
恐怕得找你們省裏主要領導。
啥是主要領導？
就是省長、省委書記唄！
噢。劉金蓮點點頭。當日，她回到太原，來到省委大門口。再次穿著一身白色孝服，雙膝下跪在大門口，嘴裏哭喊著“冤——！”警察和信訪局的人過來一看，說：怎麼又是你啊！
劉金蓮不理會，說：“我女兒的事一直沒給解決，當然我還要來嘛！我要找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那麼忙，你怎麼不體諒領導的難處？”人家這樣對她說。
“我不管，反正今天見不著他，我就天天在這兒等他！”劉金蓮幹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行，這是省委辦公的地方，你不能這樣隨便坐在大門口擋道！”幾個公安人員便將劉金蓮抬起來就走。
劉金蓮被強行勸離省委大門口。她不服，你不讓我找省委領導，我就偏要找他不可。你一次把我拉走，我就來第二、第三次，看你們拿我怎麼樣！
省委、省政府大門口的執勤公安人員吃的就是維持省委、省政府大門口治安的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任務便是勸說和製止那些上訪人員和滋事鬧事者。你劉金蓮來一次，我就勸你走開一次，你來十次，我們就勸走你十次。你賴著不聽話，我就依法對你采取措施。
劉金蓮心想：你是人民的政府，是共產黨的天下，你們能不為百姓辦事、不為百姓著想嗎？你說我鬧事，我就是鬧事！我不鬧，你們就不給我解決問題。你們把我的問題解決了，我就不鬧了！你們要不給百姓辦事，我就天天上省委大門口來鬧，看誰能熬過誰！
從此，劉金蓮和省委省政府大門口的公安人員及信訪人員展開了“拉鋸戰”——劉金蓮隔三差五地鳴冤遞狀子，公安人員及信訪局工作人員就隔三差五地將其拉走送回大同去，惹急了就讓劉金蓮在“小號”裏蹲幾天；而每蹲一次，劉金蓮上省委、省政府鬧得便更凶，直到彼此都精疲力竭，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再深談一次……
公安和信訪人員：大娘你就別鬧了，我們想法再把你的問題向領導反映一下好嗎？
劉金蓮：你們要向領導反映上去了，他們出麵來解決我的事，我就不會再鬧了。
又一位某部門的領導出來詢問劉金蓮咋回事。於是劉金蓮從頭到尾又得將女兒的事倒出來重複陳述一遍……時至1995年初，省委辦公廳領導出麵了解劉金蓮的事，並責成省檢察院來處理這件事——因為劉金蓮現在的申訴是公安部門（包括省公安廳在內）的專家們不能對她女兒死因作出“公正結論”。
這年3月14日至19日，省檢察院派法醫會同公安等部門原調查人員再次對張喜榮死因進行勘察與座談，並於當月25日邀請省醫學院、省公安廳、太原市公安局等單位的教授、專家進行分析討論。省檢察院在重新審核原法醫結論基礎上，獨立對張喜榮的屍體進行了勘察，結論是：屍體已高度腐爛，呈黴屍變，軟組織結構不能辨認，已失去檢驗條件。“因此對劉金蓮申訴中提出的疑點，也難以作出有針對性的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