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接到王璞同誌的電話，問我身體好不好，問我有什麼困難事需要幫助解決，還說他過些天要到學校來，到時會到一村來看望我。我真是非常高興，也為自己好些年沒主動去拜望他感到慚愧。
怎能料到，他竟在10月31日清晨突然逝世！
往事一件件浮現在心頭……請允許我在這裏敘述其中的一件：那是二十幾年前，我去外校做一次報告，人家給了十元錢的報酬，寄到我校財務科，通知我去領取。但我去了財務科卻領不到，說是要教研室主任簽字，證明我不是私自外出去賺錢。我找到我們教研室的主任，一番問詢之後，她簽字，但仍是領不到，說是還要係主任簽字。我便又去係裏找到係主任徐中玉先生，他又簽了字。但還是領不到，說是還必須有教務長的簽字才行。這時我的確惱火了，就把那個叫我領錢的通知撕成碎片，裝在信封裏寄給學校黨委，又寫了一張紙條附上，大意是這樣的官僚製度隻能妨礙和壓抑學術事業的發展，大概還說了什麼“這錢我不要了，你們拿去吧，但這是我應得的正當的勞動報酬”等等並不恭敬的話。
我出過氣就忘記這件事了。幾天以後，一位年紀比我大的同誌來敲我家的門，他手上拿著他的保暖杯，溫和而含笑地問了我的名字，再問我能不能讓他到家裏坐坐。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從容地從衣袋中掏出那封我寫給黨委的信和那些撕碎的紙片，我才知道他是校黨委的人。這時，我根據過去的經驗，隻覺得他定是來“興師問罪”的，至少是要來對我批評教育一番，我有了一種抵觸情緒，可能已經形之於色了。而他卻並不在意我的態度，仍然微笑著，並自我介紹，說他就是黨委書記王璞，來找我聊天的。
我於是不好意思了，請他坐下，給他的杯子裏添了開水，心懷忐忑地等他說話，準備著挨幾句批評。然而王璞同誌開口說的話卻是：“你的意見的對的。這種做法的確不好。我們立刻就改，以後不會再有這種事情了。不過這錢，你還是去領了吧，是你自己應得的正當的報酬嘛。”
這就讓我更不好意思了，連忙承認了自己的脾氣和態度不好。接著我們便親切而隨意地交談起來。
自此，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在他的鼓勵和幫助下，更加努力地做好教學工作。一年後，我申請入黨，並且得到批準，我們更成為進一步的同誌。我們的交往和友誼，就像是一位縣裏或省裏的領導和一個鄉下種地的農民間的交往和友誼一樣。我從他那裏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發和教導，而他通過我也可以及時了解到許多底層的意見和需要，知道許多與他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有關的東西。
他退休以後，每次到學校來，往往會來我家坐坐。我也和我的老伴去泰興路他家裏探望，有時還跟中文係的老書記楊達平同誌一同去。這樣，我們間的友誼便日益發展，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我寫過一部描寫我國西北農村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悲慘情況的長篇小說，他讀後非常喜歡，要我給他兩本，他把一本寄給了在中央工作的他的老戰友，他說必須讓上麵的領導了解這些情況。他就是這樣時時心懷著大局。後來，一家出版社要把我的小說翻譯成英語出版，需要企業資助，他又積極地為這件事四處努力。他的熱心讓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們很是感動。
回憶我和王璞同誌的相處，我深深感到，如果我們所有做領導工作的同誌都能夠誠懇、真實、平易、虛心地，沒有任何官架子地和自己下麵的普通人，尤其是和其中所謂的“弱勢群體”打成一片，就好像王璞同誌和我這個普通教師這樣打成一片，並且成為好朋友，那麼，我們國家每一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定會極大地調動起來，我們的國家定會在和諧穩定的局麵下，迅速而高效地走向富裕、安康和強盛。
我的書櫥裏有一本王璞同誌拿給我看的記錄反右鬥爭如何荒謬的書（他知道我曾是個“右派”），還有一瓶他送我的老酒。我要永遠珍藏它們。看到這本書和這瓶酒，就好像見到他本人，就好像他還時時站在我身邊，教我如何工作，如何處世做人，鞭策我繼續不斷地為我們黨和國家作出貢獻。
但是，王璞同誌卻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了。
我的好同誌，好領導，好朋友王璞，願你安息！
200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