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56個字，其內容之豐富，恐怕是千字散文也難以做到的。聶翁劃右派到北大荒勞改之後，又因不慎將居住的茅草房點燃，被公安局當做縱火犯抓了起了。這件事鬧到北京，當時文藝界領導、也是紺弩的老相識夏衍對周總理說：“紺弩這人，不聽話，胡說些話，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絕對不可能的。”遠在千裏之外的紺弩，燒了一間價值不到三十元的草房，這等細事竟然上達到總理那裏，老伴周穎經過了多少艱難的周旋，可以想見。周肯定在北京已經知道紺弩會被釋放的結局，所以才在北大荒最冷時候，千裏跋涉，去看望老頭。
周穎也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冬日之陽，冰冷如水，而水割肌膚，鋒利如刀，在一片淒涼慘淡之中，老妻又肩挑行李離去了，真如孟薑女一樣……這是一幕多麼辛酸的場景，然而聶翁好像沒心沒肺一樣，還在開玩笑。你看，我這精明到家、號稱九頭鳥的湖北佬，一到北大荒的土地上，居然成了什麼也不會的三腳貓了。這一聯寫得好，既搞笑，又痛楚，但它不單是想逗老妻一樂，也是一種解釋，向她說明我為什麼如此不幸。“此後定難窗再鐵”，這已經近於發誓了，保證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不會“二進宮”了（參照後來所發生之事，也是“一語成讖”，不過是“反讖”）。她走了，帶走的不是安慰，更非歡樂，甚至也不是希望，而是“冰雪”，難怪“老了十年為探牢”。一首規則嚴格律體詩，聶翁不僅寫得中規中矩，而且把詩人的感激和內心痛楚、歉疚、心疼而又無奈複雜的感情用表麵詼諧的詩句表達得淋漓盡致，就是用約束少的新詩也未必能傳達得如此細膩。
我們從聶詩中能夠讀出許多東西，不僅那些名言雋語使我們齒頰留香，而且使我們看到建國前三十年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和心靈史，這些是需要專文來談的。
高樓風雨感斯文
——追念陳樂民先生
我是從《南方周末》2009年1月11日何方先生的《送別陳樂民》一文中得知樂民先生去世的，雖然早知道陳先生多年來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做兩次痛苦的血液透析，才得以支撐，但最近兩三年來，幾乎月月在《萬象》上都有他一篇談啟蒙和法國啟蒙思想史的文章，每篇數千字，都是自出杼機之作。大學者寫小文章，可以說是篇篇精彩。誰能想到這些都是年過古稀、身患重病、隨時可能棄世而去的老人寫的呢？去年11月初，在中關村參加一個教育會，碰到資中筠先生。我說：“陳老身體還不錯，每月在《萬象》有一篇，我幾乎每篇都讀。”資先生說：“他高興寫作思考，做這些事，他快樂。”我聽了也很高興，古有美文可以愈頭風之說，現今則是思考可以養身心。過去聽到尿毒症有多可怕，富貴如袁世凱，僅僅數十天，便一命嗚呼。而陳先生腎衰之後能堅持十多年，而且不廢讀書工作，真是醫學奇跡，除了醫學的進步外，我想就是患者的精神力量。
陳先生是位學貫中西的學者，做學問特別細致，寫文章也又注重文采。八十年代，常在《讀書》雜誌上讀他的文章，像評宗璞《南渡記》的《細哉文心》；評潘光旦自印舊體詩集的《茶煙香嫋逗高歌》；評黃仁宇大曆史觀的《坐視世界如恒沙》以及《羅章龍與康德》等，都是縱論中西文化的，不僅可見先生的學養深厚，也很有文采，讀來使人忘倦。知道陳先生雖然很早，但認識卻很晚，大約也是隔行如隔山吧。第一次見麵是在二十世紀末的一個飯局上。參加的人大多是前輩學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孫長江、吳江等，我等小輩（還有葛劍雄等）是敬陪末座，陳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邊。北京的飯局主要是閑聊，李慎之先生高談闊論，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劍雄，陳先生在一旁靜靜地聽，淺淺地笑，和藹可親，除了李先生問他幾個有關法國和英國的問題，陳先生細心作答外，很少說話。
然而不是應該有陳先生出現的會或飯局上都能見到他的，但資先生常去。有一次，曾問資先生：“陳先生怎麼沒有來啊？”她總是這樣回答：“他耳朵不好，聽人說話很吃力，還不如在家裏看書。”陳先生專業性的研究，像我這樣外行無由得睹，當然即使“睹”了也不一定明白大義。我讀的多是先生的學術隨筆，讀之不僅增加知識、開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欖覃覃有餘味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