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老交際廣泛（這是上一代知識人的一個重要特征），朋友也是各種各樣，不拘一格。因此，聶詩中所涉及人物也極複雜，上起國家要員，下至平民百姓，以至“五類分子”，監牢罪犯都有。有位名叫包於軌的，聶有兩詩涉及他。一是《解晉途中與包於軌同銬，戲贈》；一是《挽包於軌》。讀者從詩題中就會感受到他與聶老的關係是不尋常的，為此，他創造了一個詞彙以表達與眾不同的社會關係——“同銬”。這兩位七十老翁被人家用一副手銬銬著，從北京解送山西。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無人溺死灰耶？相倚相靠相狼狽，掣肘偕行一笑‘哈……’”他們控訴天道懵懵，擔心小人的恃權侮辱，又用搞笑互相安慰。這個被社會、被世人看做的“殘渣餘孽”的包於軌，在聶老的心目中卻是能夠談得來的共同患難者。那時社會上都不能傾心相談，方成先生有幅《談心》的漫畫，畫的是兩個戴口罩者互相談心，他們互相防備，隻能說些“形勢大好”“全麵專政”一類套話，這就是那時的世態。不意囹圄之中卻能與不說人話（世間所說的“形勢大好”“全麵專政”一類）、愛說“鬼話”（牛鬼蛇神話）的邂逅相逢，因此，在《挽包於軌》中有“人生七十號間逢”，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就憑這些描寫，我們就會想知道包於軌是什麼人，到底是怎樣一個老者？
侯先生查此人，從1987年5月，詢問紺弩夫人，到1989年10月，包於軌之子包玫給他複信，詳述其父生平，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發了數十封信，涉及到北京文史館、鞍鋼、安徽涇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後來從北京文化人康殷先生處得知包於軌是位書法家，曾教過李苦禪之子李燕和範曾。侯又給範和李燕寫信，範未複，李燕複信說，包於軌有外孫女包華在京，有子在石家莊。最後通過包華知道了包玫的具體地址，與包玫聯係上，這才得知包於軌為紹興人，民國間畢業於天津水產學校，在鞍鋼當過管理師，曾被工藝美術學院聘為書法教師。“文革”前，他在王府井舉辦過個人的書法展覽，有較深的書法、詩詞造詣，尤長於對聯。經過如此多的曲折，對包於軌才有個初步了解。古往今來，有才有識而被淹沒者，不知凡幾，包於軌有幸被寫入聶詩之中，更慶幸有侯先生的努力追尋，使讀聶詩者知道聶翁還有這樣一位患難知己。昔日蘇東坡讀杜甫詩“黃四娘家花滿蹊”，曾感慨地說：“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乃託於詩以不朽，可使覽者一笑。”讀聶詩而知包於軌事，足以使讀者一哭。
聶翁的作品經常使用詼諧的口吻，經常寫到“笑”，與包於軌“同銬”，兩個老頭，步伐不協調，跌來撞去，也是“掣肘偕行一笑‘哈’”，然而，讀到這裏很難笑得起來。聶詩中的許多“笑”都屬於這類。
聶詩的價值在哪裏呢？難道就因為《北荒草》中的一些作品反映了聶老積極思想改造的成果，並被打了100分就有價值嗎？記得五十年代初，知識界許多人認為舊體詩已經壽終正寢，從而把他排除出文學作品之外，文學雜誌也沒有發表舊體詩的地方。1957年，毛澤東在《詩刊》上發表了他的舊體詩和給《詩刊》主編臧克家的信，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然而許多人還是認為隻有毛主席的舊體詩是詩，這也隻是個特例。因此舊體詩在文學領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在詩歌史研究中從古代到近代不要說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詩人也有人關注，而現當代詩歌史的研究幾乎是沒有人關心的。
七十年代末聶詩出現了，震撼了文壇，噢，原來舊詩還有如此強表現力！還能抒發那樣深沉複雜細膩的感情，還能有聲有色地、生動地描繪各種文學形象。這是大多數文學研究者所沒有想象到的。例如《周婆來探後回京》：
行李一肩強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請看天上九頭鳥，化作田間三腳貓。此後定難窗再鐵，何時重以鵲為橋。攜將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為探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