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經過上層組織的不斷調整，逐漸出現了一種儒生與法吏的結合體——儒吏。儒生與法吏的結合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官吏群體，弘通儒吏。弘通，用霍存福教授的解釋，即“用儒者之心去運用法律”。這樣的儒吏，既保留了法吏的拘執，又吸收了黃老的融通，從而走入了中庸之“合”。他們能用愛人之心去行法律，能於理法之外尋求人情，於情理之中尋求最佳製衡點。
儒吏的指導思想源於孔子。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是說，光靠政令與刑法來約束民眾，那麼即使大眾不敢違法亂紀，也會虛應故事，沒有真正地建立廉恥之心。所以，儒家輕法製，重道德。儒家認為，如果以道德和禮製來教導百姓，將使得他們自愛自重，心悅誠服。
儒吏情理交融式的領導方法現在仍應該繼承。現代企業管理所強調“人文關懷”是在科學管理製度的基礎上，在日常的管理中關注、關懷員工，讓其體會家的溫馨和關懷，培養員工主人翁責任感，並讓這種熱情轉化到工作中去，讓管理不再“冷冰冰”。而這與弘通儒吏的領導力模式根本就有異曲同工之妙。
清靜無為型。
漢初陸賈為漢高祖陳說治道雲：“君子之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此“四無”即為清形無為的治道。經過楚漢戰亂，這種與民休息的治理方法極為有效。有效的“無為”式領導是一種大智若愚的大智慧，而非真糊塗。
秦的覆滅，引起了漢初人對秦的深沉思考。所以，漢初的施政綱領將必定與秦背道而弛。而且，經過楚漢之爭的戰亂，天下萬物極需休息。在這樣種種條件的促使下，清靜無為型的領導力模式出現了。
清靜無為的領導力模式有很深的思想基矗產生於堯舜時代的《擊攘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可見，國人本性不喜歡接受他人的管治，卻能夠通過自我修養而達到自我管治的目的。所以孔子說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實在就是無為而治的基本原理。“清靜無為”其實是借助於自由文化的潛在力量，充分尊重個體的自由和尊嚴，從而自然地達到“無不治”的聖世。
“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不為中實現有為。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譯家和評注家都把‘為’字原原本本地譯成‘行動’（action）
於是道家最大的口號‘無為’就變成了‘沒有行動’，大部分的漢學家在這一點上都錯了。無為在最初原始科學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動’，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適的事不強而行之，勢必失敗的事不勉強去做，而應委婉以導之或因勢而成之。”李約瑟對“無為”的理解，深得“無為”要領。“清靜為天下正”，用現代的管理觀點說，清靜無為的管理就是管理對象的自我管理。
因而“我們正日益被迫研究簡化思想模型，並用它來指導行為”。
這正應著中國古代賢哲老子的一句至理名言：“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管理的真諦並不是用人為的強製手段橫加“管理”，而是順著自自然然的人性來實施管理，如此就能在無為中有為。
另一方麵，清靜無為型的領導力模式是最適合信息社會的管理模式。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辦公自動化和信息化迅速發展，虛擬空間的存在也日益滲透到管理實踐中。美國管理專家畢可斯曾描繪了這樣一幅畫麵：由於信息技術的日益進步，未來企業的辦公室內，看不到一個員工，有人選擇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麵拜訪客戶，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過網絡進行。
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對領導力模式要求也是很高的。它需要的不再是領導者的權威、嚴格管理，而是怎樣培養每個成員的獨立處事能力。清靜無為型領導力模式正好順應了這種要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它給了組織成員完全的自由，也給了組織成員完全的權力和責任。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管理的大境界應該就是這樣的，無論環境怎樣變遷，組織的運作均不受其影響，組織內外關係完滿而和諧，個體與組織保持高度一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