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係篾席蓋成，外牆範以蘆葦，裏麵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間之。計廠一所，內分百數十棚，南向六十餘棚，北向數與相埒。南北棚後，各留一通道，以為進出之地，計一人獨步則寬，兩人並行則隘。（《申報》，1878年1月25日）對於這樣一種居住條件，有記者責問說：“毫無紀律之難民婦孺反聚之六營之眾，共為一棚，而棚又以蘆席為之，其尚欲望其不燒也，有是理乎？”（《申報》，1878年1月29日）誰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狹人稠，通道窄隘，四處全是席片蘆葦，加之床板上墊的又是稻草，一旦發生火警，後果可想而知。可是，如此隱患四伏、危如累卵的生存環境，主事者既無任何預案，也不采取起碼的防範措施。這不能不說是對於人的生命的漠視，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質表現。
粥廠的管理十分混亂。火起時，竟然看不到一個委員、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當時隻有一個看門人在場。可是，當人們踉踉蹌蹌地擠到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門邊時，這個看門人竟然做出了一個絕對無法饒恕的舉動：堅決不讓人逃出門外，而且“將門下鑰”，用鎖把門關死了。這一來，也就徹底切斷了一部分本可以逃離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脫離曆史環境，人們是很難想象這個看門人為什麼會采取如此喪心病狂的做法的。原來，官府對待災民，一直存在著嚴重的戒備心理，很怕災民為爭取最低生存條件而鬧事。他們的信條是，“馭饑民如馭三軍，號令要嚴明，規矩要劃一”（汪誌伊：《荒政輯要》）。在這樣的指導方針下，粥廠災民是不能隨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時，或鳴鑼為號，或擊梆為記。看門人不讓人逃出門外，大概就是根據這個規定。所以當時的報紙批評他是“守常而不達變”，就是說在這樣的大災麵前，竟然仍按照平時規矩辦事，從這個批評中就可以透露出上麵所說的消息。當然，這個舉動，不僅極其荒唐，而且可以說到了泯滅人性的程度，令人發指。
大火燒了一陣之後，分管粥廠的籌賑局會辦、長蘆鹽運使如山，津海關道黎兆棠等終於趕到了現場，二人“睹二千餘人死狀之慘，泣下如雨”，“相與莫可如何而已”（《申報》，1878年1月25日）。也就是說，除了傷心落淚之外，完全是一籌莫展。稍後，當時稱作“火會”的消防隊趕來救火，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們的功勞。這時恰好有一隻兵船經過，士兵用船上的“洋龍”救火，不料因為取水問題，“火會”與士兵發生衝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遺棄洋龍各器而逸”（同上）。也就是說，麵對災難，“火會”與士兵不是同心協力，盡力施救，而是相互爭鬥，置危難於不顧。這雖是一個小插曲，卻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個社會所特有的時代特征。
災後官方的應對之策一方麵確實感到事態嚴重，責任重大；一方麵也是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於事件發生後的第九天，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報告了這件事情。奏折雖然講了“竟被燒傷斃多命，足見委員漫不經心，非尋常疏忽可比”，請求對直接責任人該廠委員呂偉章、丁廷煌“一並革職，永不敘用”，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負領導責任人員像前麵提到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劉秉琳等，“分別議處”。但又強調官員們“飛馳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傷斃者亦複不少，一時驟難確計”（《津郡粥廠起火事故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折》，見《李鴻章全集·奏議》）。顯然使用的還是官場慣用的“彌縫搪塞”的故伎，用含糊的文字把災難嚴重程度掩蓋起來，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速作出反應，立即發布諭旨，除責令李鴻章等妥善做好善後工作外，聲色俱厲地指斥地方官員“平時漫不經心，臨事又不力籌救護，致饑困餘生，罹此慘禍，實堪痛恨”，要求對包括李鴻章在內的相關官員一律“交部議處”（《清德宗實錄》，卷64）。上諭的用語是頗堪玩味的。既沒有對李鴻章的掩飾之詞公開反駁，給他留了麵子，又指出了並未“力籌救護”的事實，表明朝廷並不相信李鴻章稱官員們“飛馳往救”謊言的欺蒙，維護了皇權的尊嚴，也間接地給了李鴻章一個警告。李鴻章的奏折和皇帝的上諭，深刻反映了封建官場政治博弈的曲折和微妙，其中的微言大義，是不加注意就很難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