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知識》是當時文化戰線上反“圍剿”的一個重要的宣傳陣地。特約撰稿人有何封、章乃器、艾思奇、孫克定、駱耕漠、朱楚辛、夏征農、周鋼鳴、關露等一些進步文化人士。讀者多數是蟻社社員、中下級職員，他們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號、工廠、銀行、工部局和海關等單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壓迫，薪水微薄，時有失業的恐慌，又都有點文化，容易接受真理。刊物內容切合實際，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因此成為不少青年的良師益友，不少的青年從中受到啟發，從而走上了進步的道路。
成立“職救” 抗日救亡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爆發了“一二?九運動”，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在黃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參加抗日救國請願遊行的6000餘名愛國學生湧上街頭。走在隊伍前列的是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平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學生。他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複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保衛華北！”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
“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高潮，上海等地紛紛成立抗日救亡組織，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宣言鮮明地闡述了抗日救亡的主張，對北平學生表示同情和支持。12月21日，上海婦女代表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慧、陳波兒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27日，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樸、江問漁等組織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接著，上海工人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一個接一個成立。1936年1月間，上海各界救國會要求聯合起來統一領導，於是在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4周年紀念日，上海各國救國會代表和愛國人士800多人舉行紀念大會，推選沙千裏和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王造時、史良等為執行委員。
1936年2月9日，沙千裏等發起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在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禮堂正式成立，會上選出了公司、字號、海關、銀行、保險、出版及教育等職業界的一些愛國人士組成理事會。理事有沙千裏和葛師良、楊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楊經才、陸詒、石誌昂、王文清、丁觀瀾等。沙千裏任常務理事，分工負責總務部工作。之後，沙千裏作為“職救會”的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並任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職救會”特別注重基層活動，努力擴大抗日救國隊伍，積極地宣傳抗日救國主張，組織會員參加遊行、示威等群眾運動。“職救會”的成員是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所組織的曆次抗日遊行示威的積極參加者和骨幹力量。
隨著上海各抗日團體及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全國各地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團體也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使抗日救亡運動迅猛地發展，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這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所謂《告國人書》，誣告救國會是共產黨利用文化團體和知識分子在救國口號的掩護下，反對中央，顛覆政府。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及時發表了《對國民黨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有力回擊國民黨的汙蔑。鄭重聲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文告所能恫嚇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這樣無恥的懦夫，那顯然是欲使全國人民變為漢奸順民而後快。這樣，國家還有救嗎？ ……”沙千裏積極著文予以回擊：“我們那時敢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進行抗日救國活動，早就有入獄坐牢，殺身成仁的思想準備。”呼籲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不論身份地位、思想信仰和黨派宗教，應該立刻起來發動神聖的民族戰爭。在民族抗戰的最大目標下聯合起來，結成強固的統一的民族陣線，向敵人作戰，爭取生存和獨立。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沙千裏作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代表參加了大會。會上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的政治綱領》、《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大會選出40多名執行委員和後補執行委員，沙千裏是執委之一。執行委員會選舉沙千裏和沈鈞儒、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等14人為常務委員。大會決定創辦《救亡情報》為“全救”的機關報，沙千裏是《救亡情報》的編委之一。沙千裏參與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隨後在《救亡情報》、《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生活知識》等報刊上陸續發表文章，宣傳救國會的主張。還在各種群眾集會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重，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沙千裏與沈鈞儒、章乃器、史良、彭文應等5人，代表全國各界聯合會前往南京請願，要求立即對日抗戰，開放民眾救國運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並釋放政治犯，停止內戰。同時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了請願的情形和救國會的抗戰主張，還同在南京的各地實力派接觸，加強救國會與他們的聯係，推動他們起來抗日。7月15日，全國各界救國會為了促成全國各黨派、各地方勢力團結合作，共同抗敵，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人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全麵闡述全國救國會關於聯合抗日的立場，以及對當局和民眾的六點希望。公開信發表以後，沙千裏表示堅決支持，並在他所辦的《生活知識》上全文發表。他說：“這個文件影響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還大。”
同年8月10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發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及全體救國會員函》表示：“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地願意和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政派組織或個人合作。”沙千裏從上海的地下黨那裏聽到了毛澤東的來信，心情十分激動，他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救國鬥爭，必須有中國共產黨和民眾的支持，因而感到方向更明確了，同時進一步增進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更充滿了抗日必勝的信心。
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日，救國會在靜安寺的草坪上舉行大會，沙千裏、沈鈞儒、李公樸、章乃器等在會上講話，高度評價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特別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抨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呼籲全國各界繼承孫先生遺誌，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努力。隨後，又進行了遊行，沙千裏帶病遊行，並走在隊伍的最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