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司馬光《書儀》的基礎上完成《朱子家禮》，為家禮的推廣普及奠定了基礎；北宋藍田呂氏鄉約的創立，開創了以儒家道德為基礎組織鄉村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得儒家組織基層社會的功能更加製度化。明代泰州學派的民間講會，標誌著儒學民間化的繼續深入。此後，明清兩代都在推廣和發展鄉約製度，以至於近代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試驗的主旨，依然是“本古人鄉約之意來組織鄉村”。
大眾儒學的另一重要方麵是儒學與民間信仰的結合，逐漸形成了民間社會具有儒家色彩的信仰體係。無論是祖神崇拜還是土地神、關帝、山神、河神等英雄和自然神崇拜，都是製度化的民間信仰，用以解決鄉民對於超驗世界的追求，可以視為大傳統向民間小傳統滲透的案例。
基本教義的普及化與大眾化是任何一個文明都要完成的工作，但路徑並不相同。與基督教和佛教等製度化宗教不同，儒家采取的私塾、鄉約等多種教化形式，的確顯示了儒家教化的彌散性，但其最終目的同樣是儒學義理的大眾化，而且這些看上去頗為彌散的教化形式同樣是富有成效的，因為它們是源自民間的，也是富有生機與活力的。
以鄉學、鄉約、家禮、家譜、家教和鄉土信仰為主幹的大眾儒學，遍布於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那些在大傳統看來不起眼的私塾先生、鄉紳和民間宗教的組織者，甚至那些不識字的鄉村老大爺和老太太，由於在數千年間深受儒家禮樂文明的熏陶，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生活中的“儒教徒”，躬行並傳播著儒家的人生觀，以至於在傳統文化的傳播體係已經式微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鄉間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看到誠樸、敦厚、禮讓的君子風範，真可謂“禮失而求諸野”了。
二、大眾儒學的近代挫折
近代以降，知識界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壓力下，對於儒學的批判日漸嚴厲，經過一次次激烈反傳統運動的打壓摧殘，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儒家思想被徹底否定，儒家在社會上的傳播體係也被連根拔起。近代思想界全麵否定儒學，基於如下一個基本認知：儒家思想與民主科學不能兩立，進而把儒家的人倫道德與自由、平等和人權完全對立起來，必欲打倒前者來建立後者。
這其中包含著不小的誤解。自由、平等是政治權利，它與儒法互補後產生的三綱之說的確矛盾，但與儒家的基本人倫如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並不必然矛盾。比如，我和我爺爺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從政治權利上講是平等的，但在家族輩分上又是不平等的。如果說我給我爺爺鞠個躬就侵犯我的人權了，這實在是笑話，是不同社會界域的錯亂和混淆，這種錯亂和混淆對於中國近代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實，儒家的曆史觀並沒有“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那樣保守。它區分曆史文化中的變與常：常是曆史中不變的根基，猶如靜水流深；變是曆史中可變的成分，比如具體典章製度。仁、義、禮、智、信“五常”，可以說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儒家的常道。
在儒家看來，五常是曆史中永恒不變的，但五常之根本，又在於一個“仁”字，其他四德都是仁的展開，五常八德不外是仁的實現。另外，仁也是儒家文化彙通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有效媒介，民本是孔子仁學的重要原則之一，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絕不能說它背離民主，與民主不能相容，民主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民本目標的實現。古人說仁通四海、義通天下，仁正是中華文明守常達變、融通中外的思想原點。
可是，近代思想界對於儒學的批評，沒有區分儒家義理中的變道與常道，也沒有區分儒學在不同社會層麵之間的差異。那種以偏概全的全麵批判，否定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適性的道德規範，卻忽視了本來應該重點反思清理的對象，其結果對於儒學和中華文化都是災難性的。
就儒學的三種不同社會存在形態而言，漢以後的朝廷儒學與君主專製的聯係最為密切，的確與民主法治無法兼容，應該徹底否定，至於士大夫儒學就要複雜得多。漢以後的士大夫儒學，既有與君主專製相妥協的一麵，又有試圖用儒家道統製約和範導君權的一麵，二者呈現出頗為複雜的關係，不僅漢代儒者董仲舒如此，曆代真儒者也大多如此。另外，盡管部分儒家士大夫已經被體製化而喪失了君子的人生理想，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堅持儒家的道統與人格操守，構成了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梁。
近代以來對於士大夫精神的否定和士大夫階層的整體消亡，使得民族文化的脊梁遭受毀滅性打擊。至於民間儒學，則主要是道德禮俗和民間信仰。傳統民間社會具有悠久的自治傳統，民間儒學也是三個構成部分中沾染法家式的專製氣息最少的部分，它是民間社會自組織的精神動力，也是維護民間正常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的關鍵要素。它們就像是廣袤大地上的草叢與灌木，盡管生來就缺乏高大上的外觀，卻是禮、義、廉、恥這些基本人倫底線的真正捍衛者。如果將它們也作為“反動”的東西徹底鏟除，隨之而來的隻能是基層社會難以避免的文化荒漠化。
不幸的是，這正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遭遇的現實情境。本來應該進行的對於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被“打倒孔家店”這樣一句情緒化的口號所替代，進而演化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對於傳統文化扒祖墳式的全麵破壞。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轉向市場經濟時，由於沒有了基本倫理道德規範的支撐，沒有了君子人格和士大夫階層對於道義的堅守，沒有了民間儒家教化體係的引導和護持，加以社會法製不健全，市場法則便猶如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闖入了一切社會領域，金錢至上也成為在不同領域暢行無阻的至上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