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
西方女權主義者常常用以衡量女性社會地位的一個標準是女性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空間有多大，有多少女性對公共和私人生活在生死層麵上有著充滿激情的思考。拿這個尺度來衡量傳統中國女性，我們不難發現，傳統中國女性的家庭與西方女性的家庭所承擔的社會空間不能等同劃一的。在傳統中國，家族和家庭既是私人空間，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公共空間”，中國自古便有“國家”一詞，士大夫們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
對於西方社會，韋伯是這樣描述的：“理性的工業組織隻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這種理性的工業組織並非西方資本主義的唯一特點。資本主義企業的現代理性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如若沒有其它兩個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這兩個因素就是：把事務與家庭分離開來，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合乎理性的簿記方式；前一個因素絕對地支配著現代經濟生活。勞動地點和居住地點在空間上的分離，在其它地方也存在著，如東方的巴紮（集市）和其它文化的奴隸工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聯合體的發展及其賬簿的使用在遠東、近東和古代都有發現，但是，與現代商業企業的獨立性相比，它們隻不過是小小的開端而且。其原因就在於，這種獨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們的理性的商業簿記方式以及我們的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法律上的分離，在那裏是全然不曾有過的，或者說，僅僅才開始發展。在其它各地曾有的趨向隻是想使贏利企業成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質的）采邑家業的一部分，而這種趨向，如同羅德布特（Rodbertus）所察覺到的，盡管與西方的情況有表麵上的相似，但在根本上卻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發展過程。⑨”
在傳統中國，家族和家庭既是私人空間，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公共空間”，早有學者指出，在傳統中國，縣郡以下基本是家族自治，甚至家族有公田，負擔家族內部辦學、供養貧困戶後人上學、以及修路、修水利賑災，修族譜修祠堂這些屬於公益事業的費用。這種時候，家長也就是地方長官，所以知道今天老百姓常常將地方官員稱之為父母官，言辭之中常常讓人感覺有些公私不分的含糊其詞的意味。在這樣一種生存空間裏，男性的“男主外”與女性的“女主內”，這個“內”和“外”也難免分得很清楚，說不定哪一天的主內就成了主外。主外的人成了主內，這也許是直到今天我們中國的女性在當家理財或者行使社會公務管理職能的時候並沒有遇到什麼陋俗阻礙。也很難為西方女權的某些理論所鼓舞所激動的緣故。
例如，統一中國的秦始皇，是一位眾所皆知的人物，可是據史書記載，秦國的強大直至統一中國應說是兩位太後和一個男人秦始皇的功勞。秦昭王的王母宣太後在秦政治史上是很有政績的，在司馬遷曾經《史記》中多次提到。據史料記載昭王年少時，宣太後執政，她與西域異族的義渠戎王有性關係，並生了兩個兒子。後來，這位太後反目殺戎王於甘泉，滅義渠，使秦國的疆土得到空前擴大，為後來秦始皇登基統一天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戰國策．韓策二》記載她當時的一些言論，如當時楚攻韓，韓國派使者向秦國求救，要求秦國出兵其理由是兩國唇齒相依，應當互相幫助。可是這位宣太後不以為然，反以性愛動作來喻言國家之間的厲害關係，說“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大腿）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稍有利焉。⑩”“太後以此說明如果韓不給秦以利益，她便可以拒絕出兵的。這道理成立與否倒不去說她，讓人眼鏡大跌的是這一段原本應該屬於臥室的“淫蕩對話”原原本本地記錄在國史中，你能說這傳統意義的中國曆史上的女人僅僅“主內”而沒有社會地位麼？
你能說我國的曆史都是history？都是記錄了男人們的故事？
我們暫且不說遠古的事情，也不說貴族皇宮裏的事情。就說明清之後出現的傳統戲劇《秦香蓮》。秦香蓮不比宣太後，她純粹是一個鄉下大媽，她孤兒寡母，無依無靠，隻身一人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進了京城，她尋找丈夫，她所找的對象也是她後來起訴的對象是京城的駙馬，皇家的女婿，當年曾經轟動京城的狀元，可謂權勢炙手可熱了。可是居然一個鄉下婦人可以打贏這場官司，而且將高官陳世美判了死罪，由此這一曲戲又得名《鍘美案》，憑著我們今天對法律和權利的認識，也不得不感歎，在傳統中國社會裏為婦女鼓與呼的文人真是大有人在，不但有人為這沒有脫貧的女人寫戲鳴冤，不僅僅戲有人寫，還有人演，而且有人看，而且能流傳下來，這說明什麼？秦香蓮是社會最低層的受壓迫受侮辱的婦女，她不是什麼女局長廳長，也不是傍大款的闊太太，更不是什麼美女大姐大呀！居然能夠將負心的前夫陳世美送上斷頭台。你能說這女的地位比不上男的麼？在傳統文學作品中像這樣一類在社會上處於卑賤地位的女性被描寫為聰明、智慧、美麗、善良的正麵形象大有人在。而身居高位的權貴被揭露被批判的男性也為數不少。所以簡單地用照搬對西方人批判傳統文化為男尊女卑來概括中國傳統文化未免過於簡單化了。
恩格斯曾經在他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詳細論述了父權製的建立的過程，同時是女性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過程。在這種總的趨勢下，因為傳統中國與傳統西方的經濟、社會結構的不相同，文明的進程曆史背景都不同，女性的生存空間也不相同，需要根據具體曆史情況客觀地做出具體分析的。
應該說西方文化在近500年的確領先了，頻頻輸入的各種西方的思潮主義流派都給了我們許多的新思想新理念，使我們受益非淺。可是向西方學習並不等同照搬西方，學習應該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吐故納新的過程和去偽存真的過程。當我們今天看到在一些城市建設中出現了什麼海德堡．郭莊和華盛．藍色山水住宅區，這樣的西化，難道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標誌嗎？在當代女性研究方麵常常出現錯位和混亂的局麵，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硬搬西方的理念，不問曆史緣由地搬過來解釋我們本土的許多社會現象，比如說將法國女權運動提出的“身體寫作”理論與我國當代的所謂“私小說”和“下半身寫作”以及美女作家寫作掛上鉤來，將性解放等於“性產業”，將女權等於放棄母親的責任，不生養孩子。似乎這樣做就很現代很西化了。這種急於和國際接軌的浮躁心態，加上這將近一百年來的向西方學習，我們很多的學者也喪失了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現代化幾乎演變成了西化便是好的，中國的便是落後的。其實女性研究本土化現在似有一些有待拓展的話題：不同階級的女權，不同文化的女權，不同體製下的女權，女權與女權至上主義……西方式的重權利輕責任，會不會導致女權主義也變了味。就像老的要老權，少的要少權，男的要男權，當官的要官權，做民的要民權，都這樣爭權，而不講責任和義務。從社會管理角度來說，應該保護每個人的權利；但從道德、審美的角度來說，自動舍棄權利常常是善者的應有之義，是美好與感動的前提。不明白這一點，爭權運動便有巨大盲區，世界就會利益化和惡俗化。比如男的都講男權，都不去打仗，甚至都鬧幾十次離婚，這個世界是否就美妙？中國傳統禮教提倡的就是少講權利多講責任，可能有些偏頗，也有些壓抑人性，但也有其合情理的地方。三綱五常其實都是在講男女各自的責任，而不講各自應有的權利。
我認為我們今天來進行這方麵本土的性別研究就是為了真正認真地學習和吸取西方文化中有關女權的寶貴的精神資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也認真地研究我們本土的女性曆史的和現實的生存狀況，從而推陳出新，去偽存真，發揚和繼承寶貴的人文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