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把我之前送給她的所有東西悉數還給我：一個卷筆刀，一條長絲巾，一個發卡，一條項鏈，一支自動水筆，一個印著米老鼠的塑料皮筆記本，還有兩包從上海帶回來的正宗的大白兔奶糖。
“我爸爸說，不能拿別人的東西。”
她的說法讓人沒有任何反駁的餘地。
陸建蓉在表達很多重要的意見時都會加上“我爸爸說”這個前綴。隻要有這四個字在前麵，就像是拿到了尚方寶劍，基本上誰也不會再對它們後麵出現的內容持反對意見。
萬般無奈地收回送給陸建蓉的禮物之後，我還是不死心地對和她的友誼留存有一絲奢望。直到幾天後的一個下午。
那天事情的激化跟當班幹部的職責有關。“文藝委員”在小學階段也不用有什麼特別的作為，也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幹部頭銜，恰好是可以讓班主任老師用來做答謝或糊弄的位置，我記憶中它唯一實際的工作就是“起歌”。
“起歌”的意思嘛，就是整個班的小學生在文藝委員的帶領下，唱著歌等待遲到的老師。
這是一個頗有儀式感的幹部工作。文藝委員有權利在老師沒來之前，全班其他同學都坐著的時候獨自站起來，俯瞰全班，然後，清清嗓子，唱一句“讓我們蕩起雙槳”之類的當時校園時尚小調，還需得加上鏗鏘有力的“1，2！”
之後，整個班的小學生就傻了吧唧的都跟著唱。
所以，文藝委員不僅是那個有權利站起來的特別人物，也是那個能引領班級歌曲流行趨勢的重要人物，如果起歌起的好，還能讓接下來出現上課的老師有一個耐心對待大家的好心情。
就是這麼一個重要的角色，本來由陸建蓉一個人擔任，平白無故地，又冒出了個我！
一種微妙的變故就這樣展開了。
我在當上副文藝委員之後也沒有打算篡權，當然，陸建蓉也沒有任何讓賢的意思。遇上起歌，還是她很自然地站起來履行責任，而我心甘情願地臣服。
話說那個不一樣的下午，恰逢我們班主任周秀英老師的課。上課鈴聲響過之後，大家都回到了座位上，她不知道又有什麼要務須得立即解決，就站在教師門口和隔壁的一個老師聊上了。
同學們發出了熙熙叢叢的小聲響，周老師聊了兩句之後回頭衝著班裏說了句“起歌啊！”
然而，由於周秀英的視線焦點不明，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看我還是在看陸建蓉，問題就來了。
大概我們倆對周老師的這個眼神都很敏感，陸建蓉沒有理所應當地站起來。而我，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我在躊躇不定了一小下之後，絕對真誠地衝陸建蓉拋去了諂媚的眼神，那眼神裏巴巴的寫著：“請您起歌……”
陸建蓉則隔在幾個座位之外，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表情，回看我，眼神空洞的好像看到的隻是一坨空氣。她的嘴角像平常那樣保持了一個舍我其誰的微笑，淡定地坐在那兒，其堅毅程度完全像我們教科書裏描述的劉胡蘭或趙一曼。
我們就這麼僵持了幾分鍾，此時周秀英急了，站在門口又往班裏看了一眼，嚷嚷了一句：“讓你起歌聽見了沒？”
我應聲站了起來。倒不是她這次視線投射的清晰，而是，以我的經驗判斷她不會對陸建蓉這麼嬌貴的人那麼凶悍地嚷嚷。
我的光榮和詭異的幹部時光就那樣唯唯諾諾地展開了：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裏……1，2”我顫抖著唱道。
可能我太沒工作經驗了，起了一首特難唱的“散板”。而且我自己很沒自信，大家壓根沒弄清楚我起的節奏和音高。
所以，接下來全班同學猶猶豫豫地跟著唱了起來，唱得參差不齊荒腔走板。
周老師在門口聊天正聊得起勁兒，一聽急了，回頭又嚷：“這唱的是什麼啊？！”
同時不屑地掃了我一眼，眼神裏明顯寫了句“扶不起的那啥”。
接著，周秀英換了個和緩的聲調又說：“陸建蓉，你來！”
陸建蓉應邀站起來，那一刹那，她身上煥發出的那種勝券在握的姿態，和一切盡在掌控的驕矜和輕蔑，讓她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10歲的孩子，更像是一個久經情場場場得意並已擁有10個孩子的世故老成的單親媽媽。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1，2”陸建蓉高亢而清脆的嗓音劃過教室的上空。就這樣，全班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同學，臣服地跟隨者她的節奏和音高整齊嘹亮地唱起來：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胸前……”
我的當班幹部的職業生涯，來去匆匆，真正的實踐隻有短短不到1分鍾時間。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老師讓我起過歌。我自己當然也不會那麼自討其辱非要跟陸建蓉一爭高下。
那是一種很難說清楚的感覺，就那麼首歌功夫，確定我當上過曾經想都不敢想的班幹部，更確定我失去了曾經想都不敢想的朋友。重點是，我在確定自己真的當上班幹部之後又確定自己真的永遠和它失之交臂了。至於和陸建蓉的友情，盡管我從來沒有確定我得到過，但失去的是那麼幹脆，清晰，甚至有些殘酷。
我心中在那時升騰起一種自己之前從來沒有過的複雜的感覺。等長大以後，我漸漸知道，那就是傳說中的“失去”。
比失去更折磨我的，還有“恐懼”。
在痛失當班幹部的運氣和虛幻友情的同時，我可沒敢忘記陸建蓉是一個掌握著我秘密的人，那是一個全然可以置我於死地的秘密：我喜歡韓東！盡管那不過是我為了獲得她的友情而杜撰出來的。
完了。
在想到這一秘密可能帶來的後患時，我從失去的痛苦中迅速拔起一半兒，陷入另一個之前從來沒有過的複雜的感覺。
那一陣，當我被痛苦和恐懼折磨的寢食難安時，無師自通地終於學會了做夢。在那之前，我都一直過著無夢也無白日夢的蒼白生涯。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混亂的新情緒把我的人生帶入了一個有夢也有夢魘的無名軌道。
有天晚上，我甚至夢見陸建蓉化身一隻巨型的貓咪像我撲過來，我在它的巨爪之下倉皇逃竄，慘叫而醒。
那是我人生第一場記憶如此清晰的夢，倒黴催的，竟然就是個噩夢。
人的潛能無限大，但往往在遇到逆境的時候才會被激發出來。大概由於我實在太害怕陸建蓉把我說韓東的事兒告訴老師，我的智慧被嚇了出來。
有時候想想，這可能也得感謝我的DNA中包含著梁朝偉遺傳給我的計謀，關鍵時刻，我的女少年的小腦袋裏終於自動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
這是我人生中又一個讓自己引以為傲的謊言時刻。
就在我奉旨起歌而不成之後的第7天，在操場上，我把陸建蓉拉到一個角落裏，跟她說了另一個秘密。
“我得了一種病”我哀傷地說：“醫生說，我……隻能活到17歲。”
我一邊揣測陸建蓉可能有的反應，一邊用右手的食指輕輕撓著旁邊的學校的圍牆，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緊張。
陸建蓉瞪大了她那雙本來就不小的眼睛，將信將疑的。
但，她是善良的，即使她沒有完全相信我說的話，但最起碼，她沒有立刻到處去散布我和韓東之間那些假是假非。
我戰戰兢兢，因心裏的緊張而看起來確實相當蒼白。
好在，天助我也，沒過多久，市麵上就流行起了一個日本電視劇《血疑》。對我來說它無異於一個“證據”，讓陸建蓉相信這個世界上就是會有一些人，就是有可能，“隻能活到17歲”。
她在看過《血疑》之後很正式地把我單獨叫出來，正式地答應我，她不會把我和韓東的事告訴任何人。這太令人感動了。
為了一個保護自己秘密的謊言，我付出的代價是從此以後每天都蹙著眉頭裝病，直到小學畢業。
我此生再也沒見過任何和那個被謊言相關的人，包括利用過我的老師周秀英，我最想成為朋友的同學陸建蓉，和一個始終被蒙在鼓裏，但又是謊言核心的同學韓東。
隻是，多少年之後我都還會夢見我回到了那個操場，那個充滿著小孩子追打笑鬧和小孩子間謊言的操場。
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陸建蓉或任何人，有那麼一陣，我甚至很誠實的希望我自己真的得了一種隻能活到17歲的病，因為，在我心裏，隻有那樣沒有謊言的交集，才能配得上我想象中的友誼。
那是一種神聖的情誼，那種和陸建蓉無關，和韓東無關，和班主任無關，和當不當班幹部幫沒幫老師買電視無關的，某種，像紫色藍蜻蜓一樣的純潔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