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議由於受到眾朝臣和宰相們——特別是郝處俊的強烈反對而未能通過。朝廷此時由相當龐大而穩定的一個宰相集團控製。他們是戴至德、張文瓘、李靜玄和幾乎一直在指揮作戰的將軍劉仁軌。他們至少在表麵上已經使行政工作恢複正常。
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是怎樣從似乎鐵板一塊的宰相集團手裏攬權的呢？她是通過摻沙子的方法，即建立她個人的秘書班子——北門學士這個第三權力中心，繼續對朝政施加影響。“北門學士”開啟了內廷近臣在禁中參決謀議的先例，宰相的決策權受到了侵奪。這是唐代君權加強的又一重要步驟，後來到玄宗時出現了翰林學士，安史之亂以後發展為在禁中參謀密議的“內相”。
武則天摻沙子的另一個重大策略是提拔低品宰相。永隆元年（公元682年），關中發生了大旱災，繼而引發了饑荒，連皇帝也不得不去東都洛陽“就食”。離開長安、離開那些宰相，正是武則天對高宗最有影響力的時候。他們四月初三從長安出發，四月二十日到達洛陽，二十四日就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任命了四個年輕資淺的宰相：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高宗也覺得這幾個人資任尚淺，既要讓他們預聞政事，又不好給他們宰相一樣“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名號，經過與同行的宰相崔知溫等商量，給他們定的頭銜是“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這次任命，是唐代宰相製度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舉措。在此以前，一般隻能三品以上官才能擔任宰相，四品官中也隻有門下（黃門）侍郎和中書侍郎，且要具備一定的資曆。而岑長倩、魏玄同都是以中書、門下兩省以外的四品官拜相，郭正一的中書侍郎還是檢校（即代理），郭待舉的黃門侍郎也任命不久，資曆都很淺，這就打破了原有任相資格的限製。此後，由於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如果不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名號，即被排擠出宰相行列，而許多從科舉出身的年輕官員，可以迅速提拔為宰相，進入最高統治階層。這種轉變是武則天直接執掌朝政關鍵性的一招。武則天趁高宗還活著，以高宗的名義實現了這個關鍵性的轉變，應該說她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在高宗死後，入相的門檻越降越低。裴炎被殺後，武則天趁機對宰相班子再作調整。裴炎、劉景先、郭待舉三相去位後，主審裴炎一案的左肅政大夫騫味道、作證裴炎必反的鳳閣舍人李景諶被任命為宰相。鳳閣舍人是中書省五品宮，入相官員的品級越來越低了。當月，李景諶被罷為司賓（鴻月盧）少卿。右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沈君諒、剛從禦史升為著作郎（從五品上）的崔察被任命為宰相。這樣六品官也可以直接被提拔為宰相了，任相資格的限製越來越寬。崔察在半年後罷相，這位首先告發裴炎謀反的耳目之官，後來也被秘密殺掉了。
低品宰相的頻繁出現，使武則天的宰相人選越來越寬泛，徹底打破了任相資格的限製。這對於武則天控製宰相、集權攬權具有重要意義。
武則天和宰相之間的權力爭奪，是圍繞著控製和反控製的主題進行的。他們雙方都想通過影響皇帝進而達到影響人事安排的效用。而武則天做得更好。她在尚不能控製宰相的任免時，就先做到了頻繁地調動入相人員，盡可能使之不要形成牢固的勢力集團；在有能力影響宰相任免時，就把官品不高的人滲入宰相班子，這些人根基不深，又對自己感恩戴德，便於控製。
在權力的爭奪與較量過後，武則天終於撤去了帷幕，從一個幕後的女子，風采照人地走到了前台，展示她強大的主宰朝政的能力。
廢帝殺子
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
這首《黃台瓜詞》是在武則天殺李賢之前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詩。詩中通過寫一個種黃瓜的人不斷摘取蔓上的黃瓜，最後隻能落得“抱蔓歸”的結果，影射出武則天對自己兒子的連番廢殺。
高宗皇帝共有八子，武則天從感業寺回宮以前，高宗已有四子：燕王李忠、原悼王李孝，澤王李上金，許王李素節；武則天生了李弘、李賢（也有說是韓國夫人所生）、李哲（即李顯）、李旦。但他們都是武則天腳上踢來踢去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