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線，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以及繼任者與其兩個弟兄內部爭鬥，使形勢變得對唐朝有利。當吐蕃的新首領請求唐朝協助對付他弟兄的反叛時，唐朝派出李勣率軍對高麗發動水陸大戰。新羅的一支大軍從南麵配合進攻。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征服高麗，實現了隋唐帝國幾十年來的願望。李勣經長達一月的圍攻後，攻陷高麗首都平壤，帶著20萬俘虜（其中包括高麗國王）返回中國，並把高麗國王獻到太宗墓前祭奠。一個有兩萬駐軍的都護府在平壤設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麗王國。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頂峰，甚至超過了太宗時期。在短暫的幾年中，唐朝控製的帝國的領土比它以前和以後都更為廣闊，長安的影響已達到中亞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
高宗朝對外戰爭頻繁，可以總章二年（公元669年）為分水嶺，在此以前是一連串的成功——唐朝領土不斷擴張，於公元658年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同時把本來在高昌的安西都護府移至中亞的龜茲國，十年後又在朝鮮半島平壤置安東都護府。但其後唐對外征戰隻是勝負參半。
由於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困難困擾著帝國內部，濫用軍事力量，超過了合理限度，並且過分延長了唐朝的防線；再加上中亞和北亞新的強國的崛起，最終迫使中國收縮自己的邊境。公元670年負於吐蕃，失安西四鎮。公元670年及公元676年，安東都護府先後兩次從平壤撤移至遼東。
唐軍為何在朝鮮半島棄守平壤退居遼東？有些學者指出，高麗人並未有“欣然慕化”，他們隨即展開了反唐運動。而且，一直與唐朝保持同盟關係的新羅，由於百濟和高麗的滅亡，也開始同唐朝發生衝突。史學大師陳寅恪認為，唐在朝鮮半島勢力後退是由於唐室受西北強敵吐蕃的牽製，不得不在東北采取消極退守策略。這應該是令唐室減低東北軍力的主要原因。高宗晚年，除吐蕃外，突厥又威脅北邊。總而言之，由於西北方麵壓力，在高宗晚年，唐朝對東北方麵也無法實現強有力的控製，隻能利用親唐分子，間接管治高麗。
總之，到鹹亨年間，朝廷收到的是前線連連受挫的戰報。一代名將薛仁貴先敗於青海大非川，再敗於新羅，標誌著唐朝對外戰爭進入到了一個重大轉折時期。盡管如此，高宗在公元678年末還打算出兵對付吐蕃。可見他的基本態度，仍然傾向於采取積極行動。公元679年底唐軍出動18萬人去討伐東突厥。
武則天對當時的戰爭持什麼態度呢？從部分接近武則天的人物的政見中可以去探求她對外政策的見解。武則天立後次年，皇太子李弘於公元668年，唐破高麗後，曾經上表指出軍人因疾病、遇匪或其他原因被判定為逃兵需要受刑是不公平而該糾正的，他的建議後來被接納。另一個例子是張文瓘，他先後擔任李弘和繼任皇太子李賢的顧問。公元678年，唐高宗一度有意再次起兵討伐新羅，但在張文瓘的反對下才打消此念頭。他的理由是恐怕百姓不堪其弊。由於他早年曾諫高宗減少勞役以安民，可見他反對出兵的意見是一貫的。李弘和李賢兄弟的顧問中，宰相戴至德和李敬玄均非武將。總而言之，武則天兩個兒子的幾個顧問中，沒有積極的主戰派。這情形比較高宗任太子時由主戰的李勣任顧問的景況，大相徑庭。這不似是偶然，而是武則天刻意安排的結果。
高宗晚年時，武則天在對外事務上的總體思想是減少國力的消耗，主張息兵，如不能與鄰邦修好，則用以夷製夷方式對抗外敵。武則天何以主張息兵呢？
鹹亨年間唐朝在對外戰爭中的連連受挫，給國內的人民也帶來了嚴重影響。在高宗初年進行的對外戰爭中，由於對軍功賞賜豐厚，生活上富裕起來的許多平民子弟都希望通過立功獲取官職，而且當時的戰爭時間持續也不長，往往幾個月的出征即戴功而還，所以出現了“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的熱烈場麵。到後來，隨著戰爭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戰事也更加頻繁，出征人員得到的勳賞越來越少，並且有因戰敗受罪責的可能，人們越來越不願出征打仗，兵募發生困難。
為了廣泛地籠絡人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則天提出了《建言十二條》。這十二條建議，是皇後通過表疏的形式向皇帝提出的，後公布於天下。
十二條建議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一至五條主要說息兵、息役、輕德薄賦：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複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第一條是說要獎勵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賦稅勞役負擔。第二條“給複三輔地”就是要免除國都長安周圍的京兆、馮翊、扶風等地人民的徭役。第四條是禁止朝廷各部門的奢侈浪費之風。南指南衙，是宰相們辦公的地方，在宮城之南；北衙指宮廷中各機構；中指中書省；尚即尚書省。第五條“省功費力役”就是要減少營建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和勞動力的使用，這一條是針對大修宮室的教訓提出來的。尤其第三條“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明確提出了停止戰爭，在邊疆由進攻轉入防守，把國家的重心轉移到恢複和發展生產上來，這是高宗即位以來基本國策的一個重大轉變。武則天抓住時代的潮流，能夠在國家大政方針上提出綱領性的意見，說明多年的參決政務，已使她對現實情況有了深刻了解並具備了卓越的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