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處俊出身高官貴族家庭，外祖父許紹、舅父許圉師都是一時高官名臣，父親被封為縣公。但郝處俊本人還是依靠個人的才學而入仕的，貞觀年間舉進士出身。雖然他曾經作為李勣的副將參加了討伐高麗的戰爭，但基本上還是一個文士。總章二年（公元669年）以黃門侍郎同三品入相之後，同樣深得高宗的信任，尤其以反對高宗遜位給皇後而知名。
由於這個宰相班子有著反對武則天直接執政的色彩，雙方似乎陷入一種僵持的局麵。在廢李賢之前，這種僵局已經有所改變。因為這些宰相不僅資格老，他們的年紀也大了。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九月，侍中張文瓘去世，終年73歲；十一月，來恒去世；第二年正月，戴至德去世，終年72歲；十一月，高智周罷為禦史大夫。9個宰相中去了4個。但郝處俊已擔任侍中，在李賢監國的情況下，形勢對武則天依然不利。
不過，武則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還是在這種僵局中打開了缺口。調露二年（公元680年）四月，新任命了三個宰相：黃門侍郎裴炎、黃門侍郎崔知溫、中書侍郎王德真，打破了原來那個老齡化宰相班子造成的僵局，給武則天帶來了機會。四個月後，李賢被廢，兼任東宮官的宰相張大安、李義琰、薛元超等受到衝擊，張大安外貶，王德真也罷相。到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三月，侍中郝處俊罷相，稍後，劉仁軌又請求辭相。當年十二月，郝處俊去世，終年75歲。
於是，老宰相的格局徹底改變。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七月，裴炎任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任中書令。不過，裴炎並非武則天的親信，資深望重的崔知溫更不可能聽武則天的擺布，薛元超是武則天打擊上官儀的受害者，反對武則天執政的李義琰也還是宰相，劉仁軌以功勞和資曆在朝庭還發揮著很大作用。武則天仍無法控製宰相。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於關中受災，糧食匱乏，高宗和武則天決定前往東都洛陽。這次去東都，把太子李賢留在京師監國，代理政事，並留下劉仁軌和裴炎、薛元超二位宰相幫助他。這對高宗來說，正可以到洛陽去休養一下，畢竟可以擺脫關中的悶熱天氣、糧荒和煩人的國事，而對於武則天來說，更是擺脫宰相控製的一個極好機會。
武則天匆忙離開長安前往洛陽，是因為她急於在高宗眼看將不久於人世的情況下，擺脫雖然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都不可能完全為己所用的文臣武將。讓主要的宰相和軍隊都留在長安，到達洛陽後，武則天在許多問題上就可以放開手腳了。
遷都，在曆朝曆代都是關乎社稷命運的大事。特別是在唐朝，起家在關隴一帶，地域內的各種政治勢力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王朝的軍隊主力也集中在關中，內重外輕，在首都的一舉一動都不敢大意。可越是這樣，就越要打破舊格局。
遷都洛陽，既為武則天贏得了權力上的優勢，又幫助她有效地避開了與宰相的衝突，擺脫了宰相的控製。武則天經營多年，終於在高宗在世時完成了這一關鍵性的調整，眼光之遠大，決心之恒久，超出常人。
息兵富民
史書記載，高宗以來，承平日久，府兵為人所賤。百姓以當府兵為恥，甚至有人蒸熨手足以逃兵役。輪值當兵的大都是貧弱受雇而來。另外，長期的戰爭也給國內經濟帶來沉重負擔，社會生產受到耽誤和破壞。與此同時，國內又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尤其是當時經濟最發達的河南、河北廣大州縣，連年遭到水災，關中也是先水後蝗，繼以疾疫，糧食歉收，米價踴貴。
對正在滋長的厭戰情緒，武則天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就成為她進一步樹立自己政治領袖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她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息兵富民的《建言十二條》。
所謂勢是一個時期最主要的變化趨向，勢是潮流，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轉的。如果逆勢、抗勢而動則有覆亡的危險；如果應勢、順勢而動，則能很好地融入潮流之中，成功係數增大；而能把大勢為我所用，則所向披靡。善於利用形勢是武則天的過人之處。她在鹹亨上元年間提出的《建言十二條》就是她順勢應勢的典範。
不同時期的大勢也不同，那麼，鹹亨上元年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形勢，出現了什麼樣的思想動態呢？那時的大勢並不顯露，那就是唐朝雖然表麵看來武力強盛，但外交形式已經走到了一個危機四伏的境地，多年的戰爭引發了社會基本製度的巨大變化，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平定西域以後，唐朝終於消滅了東、西兩個突厥汗國，取代了他們在亞洲內陸的霸權。並且設置了大量府州，唐朝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對西域廣大地區的統治，西部疆界到達鹹海和阿姆河以西地區以及今阿富汗和伊朗邊界。
但是，鹹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與西突厥餘部在西域連兵，唐朝被迫罷安西四鎮，強大的吐蕃帝國開始了與唐朝在西域的爭奪，使得唐朝的西線戰爭不斷受挫，安西四鎮也時棄時置。唐朝在西域開始陷於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