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田千秋也一反過去的中庸之道附和夏侯勝的觀點，點著頭說：“夏先生的建議很好。作為輔政大臣，我讚成糾正先帝沒有來得及糾正的過錯，停止對外戰爭，馬上恢複文景之治時期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
禦史大夫桑弘羊極力反對他們攻擊誹謗先帝，他據理力爭：“先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定曆數、協音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征伐四夷，連年用兵，耗費點國財，卻拓土揚威，取得了四海寧靜，烽火不驚。尤其是他在晚年，自知悔過，憐念蒼生，我的《上輪台表》被先帝駁回就是佐證。他還頒發《輪台罪己詔》，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從今以後，事有傷害百姓，悉當罷廢，不得再行。當務在禁苛暴，止擅賦、立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從三皇五帝至今，哪個皇帝有這樣的罪己胸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隻有我們的先帝胸納百川，心如滄海。可先帝屍骨未寒，你們就離經叛道，顛倒黑白，瘋狂攻擊先帝的不是，不知你們將來有何麵目見先帝於地下。”他越說越激動，竟然泣不成聲。
劉弗陵問霍光：“大將軍怎麼不說話？”
爭論先帝的功過是霍光主政中沒法回避的問題，如果不及時糾正，正如夏侯勝說的“必蹈亡秦之轍”。到那時，不僅對不起一切都依賴他的劉弗陵，更對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他不是兩麵三刀、文過飾非的佞臣，而是先帝信賴的忠厚之臣，麵對先帝的過錯他不能有絲毫的責難，但又必須糾正，要糾正又不得不講清楚先帝的那些問題。霍光深知自己沒有那種勇氣，隻能扮演一個配角，也就把那些文學、賢良推到了前台去唱主角。所以，當劉弗陵征求他的意見時，他隻能以中庸之道，平衡雙方的激烈辯爭：“臣從玉門關回京，一路上的確見到老人餓死，小孩啼饑，烏鴉和惡狗搶食死屍的慘狀。不過，這不是先帝的罪過，是天災、是十年不遇的大旱災造成的……”話沒說完，就被一位賢良嘲笑起來：“大將軍一向忠厚，今天卻說了瞎話。”夏侯勝也抖著胡須，狠狠地盯了霍光一眼，怪罪他這種怪異的狡辯。一個文學更是膽大包天，麵對麵質問霍光：“大將軍，現在國虛民窮，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造成的？先帝效法秦始皇，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百姓空竭，萬民疲敝，導致了天下騷亂。大家說，這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霍光自知剛才的話是欲蓋彌彰，寬厚地笑了笑，沒有回答。
禦史府的官員害怕這樣辯論下去會使霍光更加難堪，有意轉換話題為霍光解圍。也就三句不離本行，提出以法治國這個論題。他們說：“武威郡騷亂，武都郡暴亂，益州郡刁民造反，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懲罰犯人的刑罰太輕，不能震懾惡民，致使他們膽子越來越大，才造成現在的動蕩局麵。”
一個賢良立即反駁說：“從前，秦朝的法律比茅草還多，法網比凝結的油脂還細密。然而，上下相互包庇，奸詐虛偽層出不窮，即使對官吏嚴加懲處，也像去救已經腐爛和燒焦的東西一樣不能製止。這不是法律鬆弛，而是廢棄禮儀，亂用刑罰的結果。現在的法律有一百多篇，章目繁多，罪名繁雜，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法官們乘機徇私枉法，重罪輕判，輕罪重判，造成冤假錯案甚多。”他進而推出了“王道治國”方針，“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應該推行王道，進行禮儀教化，不能光靠法律。”
桑弘羊是禦史大夫，管的是司法，極力反駁賢良對法律的攻擊：“有人公然犯法的確是法律懲罰太輕了。商鞅為了穩定農業的發展，把盜馬的人處死，偷牛的判枷刑，杜絕了毀壞耕畜的行為；秦朝的法律還規定路邊倒灰犯法，小偷和殺人同罪，使犯罪的人從內心感到恐懼，不敢妄為。輕罪重判，罪淺深究，使秦國出現路無遺物，夜不閉戶，家家平安的空前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