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子夏問孔子“何為孝”時，後者簡單地答道：“色難。”“色”就是詳細說明它，“難”就是很困難。這是一個最容易理解而且最恰當的回答。
在此，我不願討論精妙的中文語法，以此來說明翟理斯博士的錯誤。在此，我隻想說，如果翟理斯博士的假設是正確的，即把漢字“色”當成動詞，那麼在正確的合乎文法的中文裏，這句話是不會說成“色難”的，而是用“色之維難”來形容它。如果漢字“色”在這兒被用做動詞，那麼這裏的非人稱代詞“之”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但是，除了不符合準確的語法之外，翟理斯博士所給出的對孔子回答的翻譯，當把它放到整個上下文中來看時，根本就是既無要點，也沒有意義。
子夏問：“何為孝？”孔子答曰：“難點是做法僅僅是當有事需要做的時候年輕人去做，當有酒食之時家中的長輩可以先享用，你真的認為那就是孝嗎？”現在，上文所有的觀點就在於此，重要的不是你應該對你父母履行什麼責任，而在於你如何——用什麼方式，用什麼態度去履行那些義務。
我想在此說明，孔子的道德教義的偉大與真正功效，恰恰在於翟理斯博士未能看到的這個要點，即在道德義務的履行上，孔子強調的重點不是做什麼，而是如何去做。因為在這裏，展現的是所謂的道德和宗教之間的區別，是道德行為準則與偉大的真正的宗教導師有生命力的教義之間的區別。道德的導師隻是告訴你，什麼樣的行為是有道德的，而什麼樣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導師不隻告訴你這些。真正的宗教導師，不僅諄諄勸導人們外在的行為做法，而且強調方式的重要性，即行為的內在性質。真正的宗教導師教導說，我們行為的道德與不道德，並不在於我們做了什麼，而在於我們如何去做。
這就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基督在他的教義中使用的方法。當一個可憐的寡婦給了一點點錢時，基督提醒他的門徒注意，不是她給了什麼，而是她以什麼方式給。道德家們說：“你不許犯通奸之事。”但是基督說：“我對你說，無論誰，當他貪婪地看著一個女人時，他就已經犯了通奸罪。”
同樣地，孔子時代的道德家們說，孩子們必須為他們的父母砍柴挑水，把家裏最好的食物和酒讓給父母——那就是孝。但是孔子卻說：“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並不在於純粹地表麵上服侍父母。真正的孝在於我們如何，以什麼方式、以什麼精神去履行這些責任。孔子說，難點是做事的方式。我最後想說的是，正是通過他教義中的這種方法的功效，審視道德行為的內在性質，孔子才成為一個偉大的真正的宗教導師，而不是像一些基督傳教士所說的，僅僅是一個道德家或哲學家。
為了進一步闡釋孔子的方法，我將以中國現在的改革運動為例。那些號稱改革論者的滿清官吏，受到了外國報紙的熱烈歡迎，他們正大張旗鼓地進行改革——甚至想去歐洲和美國，試圖找到適合中國的改革方案。但不幸的是，拯救中國不是依賴於這些改革派官吏的改革內容，而是依賴於這些改革措施得以實現的方式。不過很遺憾，這些改革派官員跑到歐洲和美國去研究憲法，而不是待在家裏好好研究孔子。因為在中國，這些官吏隻有抓住了孔子教義的核心和他的方法，並在這次改革運動中專心於做的方式而不是做的內容，才能使混亂、不幸與苦楚從目前的改革運動中消失。
我將簡要研究翟理斯博士《中國紀事》中的另一篇論文，題目是《四個階層》。
日本人末鬆男爵在一次會見時說，日本人把他們的人民分為四個階層：士兵、農民、工匠和商人。對此，翟理斯博士說：“將‘士’翻譯成‘士兵’，這是不對的；那是後來的意思。”翟理斯博士進一步說：“‘士’這個詞最早使用的含義是指文官。”
不過，事實恰恰相反。“士”這個詞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國的君子，就像現在歐洲那些佩劍的貴族階級一樣。因此，軍隊裏的官兵才被稱為士卒。
古代中國的文官階層，都被稱為“史”——clericus。當中國的封建製度被廢除時（公元前2世紀），打仗不再是君子的唯一職業，文官階層的崛起日益重要，他們成為立法者，形成了長袍貴族階層，以區別於佩劍貴族，即“士”。
武昌總督張之洞先生有一次問我，說外國領事是文職官員，為什麼穿禮服的時候要佩劍。我回答說：因為他們是“士”，他們不是中國古代那種文官學者，而是一名君子，他肩負武器並在軍隊中服役。總督先生表示讚同，並於次日下令武昌的學堂，讓所有學生都換穿軍用製服。
因此，翟理斯博士提出的漢字“士”到底是指文官還是指軍人的這個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在將來中國是獨立自主、還是受外國支配的問題，都依賴於中國究竟是否會擁有能幹的軍隊，而且這個問題又依賴於中國那些受過教育的統治階級究竟是否會恢複“士”字的真正的古代的含意和概念，即不做文官學者，而是肩負武器、有能力保衛他的國家不受侵略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