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歐洲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們看來，似乎迄今為止，習得一門語言知識的大部分難點確實已經被解決了。“人們曾經普遍相信，”翟理斯博士說，“學會一門通俗的語言，即使是單獨的一種漢語方言都是相當困難的，這種認識在其他的曆史小說中已經存在很久了。”確實，即使在書麵語言方麵，一個英國領事館的學者，在北京住了兩年並在領事館工作一兩年之後，就能輕鬆地看懂一封普通信件了。我們很高興地承認，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如果說改變很大，我們會非常傾向於對此感到懷疑。
在早期的耶穌會士傳教士之後，莫理循博士著名的字典的出版，被公認為是所有已完成的中國學著作的豐碑。這部著作的確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新教傳教士認真、熱情和盡責的一座紀念碑。莫理循之後，是以約翰·戴維斯爵士和郭士臘博士等為代表的一類學者。戴維斯爵士，而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認這一點。他當然能講官話，並且也許能夠不太困難地閱讀用官話寫成的小說。但是他那時所具備的這些知識，在今天幾乎不足以擔當任何一個領事館的譯員。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你會發現，即使到了今天，大多數英國人關於中國的概念，仍然是從戴維斯爵士關於中國的書籍中獲得的。郭士臘博士也許比戴維斯爵士懂得的中文更多一些，但是，他卻止步不前，不再去了解更多的知識。已故的托馬斯·麥多士先生曾把郭士臘博士的驕傲公之於眾，還有其他這樣的人，如傳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然而，讓人奇怪的是，蒲爾傑先生在他最近的《中國曆史》中竟把這些人引為權威。
在法國，雷慕沙是在歐洲所有大學中率先獲得中文教授職位的人。對於他的工作，我們不能夠發表什麼看法。但是他有一本書引人注目：它就是小說多少譯本《雙堂妹》。利·亨特讀過這本書之後，交給了卡萊爾，再由卡萊爾傳給了約翰·史特林，他們高興地閱讀了這本書，並且說此書肯定是一個天才所寫，隻能是“一個天才的龍的傳人”。這本書的中文書名是《玉嬌梨》，是一本讀起來讓人很愉悅的書。但是它作為一個範例，即使在下等作品中也沒有多高的地位。然而，來源於中國人的頭腦的思想和想象，實際上已經穿越了像卡萊爾和利·亨特這樣的人的精神世界，想到這一點總是令人很高興。
緊隨雷慕沙之後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蓮，德國詩人海涅認為，儒蓮有一個令人驚奇的重要發現，那就是波茨爾先生根本不懂中文，而另一方麵，後者也有一個發現，即儒蓮先生不懂梵語。然而，這些作者的初創工作是非常值得參考的。他們所擁有的一個優勢是他們十分精通自己的語言。另一個可能被提到的法國作家是德理文德先生，他對唐詩的翻譯是進入中國文學的一個突破，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
首先，歐洲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們看來，似乎迄今為止，習得一門語言知識的大部分難點確實已經被解決了。“人們曾經普遍相信，”翟理斯博士說，“學會一門通俗的語言，即使是單獨的一種漢語方言都是相當困難的，這種認識在其他的曆史小說中已經存在很久了。”確實，即使在書麵語言方麵，一個英國領事館的學者，在北京住了兩年並在領事館工作一兩年之後，就能輕鬆地看懂一封普通信件了。我們很高興地承認，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如果說改變很大，我們會非常傾向於對此感到懷疑。
在早期的耶穌會士傳教士之後，莫理循博士著名的字典的出版，被公認為是所有已完成的中國學著作的豐碑。這部著作的確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新教傳教士認真、熱情和盡責的一座紀念碑。莫理循之後，是以約翰·戴維斯爵士和郭士臘博士等為代表的一類學者。戴維斯爵士，而他自己也坦白地承認這一點。他當然能講官話，並且也許能夠不太困難地閱讀用官話寫成的小說。但是他那時所具備的這些知識，在今天幾乎不足以擔當任何一個領事館的譯員。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你會發現，即使到了今天，大多數英國人關於中國的概念，仍然是從戴維斯爵士關於中國的書籍中獲得的。郭士臘博士也許比戴維斯爵士懂得的中文更多一些，但是，他卻止步不前，不再去了解更多的知識。已故的托馬斯·麥多士先生曾把郭士臘博士的驕傲公之於眾，還有其他這樣的人，如傳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然而，讓人奇怪的是，蒲爾傑先生在他最近的《中國曆史》中竟把這些人引為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