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吉卜林著名的格言“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就沒有道理嗎？當然有道理。當你處理“2+2=4”時，隻有很小的不同甚至根本沒有差異。隻有當你要處理像“a+b=c”這樣的問題時，東方和西方之間才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如果能解決東西方之間的“a+b=c”方程式的問題，一個人必須具備高等數學的真正的智能。當今世界的不幸在於，在遠東“a+b=c”方程式的解決方案，掌握在甚至連代數問題的要素都不懂的約翰·史密斯手中，他不僅統治著大英帝國，而且與日本國結盟。東西方之間關於“a+b=c”方程式的解決方案，是一個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問題，因為，其中有許多難以預料的事，不僅有諸如孔子的東方觀念以及康有為先生和端方總督的東方觀念之間的差異，而且有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西方觀念以及約翰·史密斯的西方觀念之間的不同。的確，在你完全解答了你的“a+b=c”的方程式時，你會發現其實孔子的東方與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西方之間存在的差異非常小，而學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與亞瑟·史密斯牧師的西方之間卻存在巨大的不同。讓我給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
尊敬的亞瑟·史密斯牧師在談論中國曆史時說：
“中國的曆史非常悠久，這不僅在於他們試圖回到時代的起點作為出發點，也在於他們冗長的遲緩而混亂的趨勢，這不但使過去時代呆板單調的生活得以繼續，而且保留了木頭、幹草和斷株等所有曆史的遺跡。隻有相對永恒的種族能形成或者理解這樣的曆史，隻有中國人的記憶才能將它們在寬大的肚子裏儲藏起來。”
現在，讓我們聽聽理雅各博士對同樣的主題的論述。理雅各博士在談到中國23個正統朝代的曆史時說：
“沒有其他民族有這樣徹底融會貫通的曆史；並且大體上，它是可信的。”
說到另一本偉大的中國文學集時，理雅各博士說道：“就像我曾經料想的一樣，這本著作沒有被皇帝的權威部門出版，而是在兩廣總督阮元的監督和資助下（也在其他官員的幫助下），在乾隆統治的倒數第九年，即1820年出版的。一部如此大型的著作的出版，顯示了在中國的高官中具有一種公眾精神和對文學的熱情，這使外國人無法輕視他們。”
以上就是我的意思。我認為，大量的差異不僅存在於東方和西方之間，也存在於那個能欣賞和讚美中國官員熱心於文學的學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和那個為中國領域的約翰·史密斯所熱愛的亞瑟·史密斯牧師的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