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應當對習俗的改造進行立法，通過法律手段實現習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喪葬、婚嫁等方麵，中國應當積極借鑒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學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強製執行。如飲食中的合餐製與分餐製，分餐製顯然要比合餐製衛生和科學。分餐製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在我國還不多見，推行起來也有不少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來解決。其實在中國古代，在唐宋以前，還是盛行分餐製的。中國自古本是分餐製，到了北宋以後才變成如今的合餐製。分餐的曆史要比合餐的長得多。如秦朝末年劉邦赴鴻門宴就是實行分餐製的。後來中國實行合餐製也是受到了遊牧民族文化的影響。可見飲食方式並不是不可改變的，當條件許可時，飲食方式也要盡可能科學和衛生，這於國於民都是有好處的。
政府應當在國民習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導作用。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的主導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問題更多，而這些麵臨的問題都需要政府發揮主導和關鍵作用去解決。在舊習俗的改造中，政府應起帶頭表率作用。
舊習俗的形式和精神不僅存在於農村，在城市中也是廣泛存在的。所以農村與城裏人都麵臨一個舊習俗的改造問題，不僅僅是農村人。中國的城裏人，絕大部分實質是換了裝的農村人，骨子裏的農民性仍是很濃重的。所以改造習俗，不僅要注重農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視教育對習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爾斯認為，在決定一個人的現代化水平方麵，教育是一個首要的因素。在經過了大量的調查之後他發現，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隻有不到10％的人可劃為現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約有80％或更多的人被劃為現代人。用加強教育的辦法改造習俗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家的一種普遍看法。
文學對習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啟超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戲劇由於其特點，其對習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戲曲者，普天下人類所最樂睹、最樂聞者也，易如人之腦蒂，易觸人之感情。”“舉凡士、庶、丁、商，下逮婦孺不識字之眾，苟一窺睹乎其情狀，接觸乎其笑啼哀樂離合悲歡，則鮮不情為之動，心為之移，悠然油然以發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相對於抽象的道德說教和頗為典雅的文學形式，戲曲對習俗的影響效果是十分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