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
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新的社會條件、新的社會生活迫切需要造就一代資本主義新人，這是建立和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條件。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製度以真實生命力和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動用這些現代技術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曆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製度和管理方法，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並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後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製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並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現代化離不開國民性的改造，但改造國民性的切入點是習俗。
習俗與文化價值觀念是相互表裏、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文化價值觀念通過人們的習俗得以表現，習俗是文化價值觀念的外在表現與形式。一方麵，習俗隨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麵，習俗的變化對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也有重要作用。
為了確立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封建統治者具體主要是從習俗的改造抓起。“美教化，移風俗。”（《詩·周南·關雎序》）對一切行為“禮以節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行為方式的變革是國民性改造的根本目的。行為方式不變，改革就不會真正取得成功。“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辦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在表麵上浮遊一些時。”“群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其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為之原。”“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無變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無幸矣。”“天下之士，囂囂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對習俗不斷進行變革的過程。
中國社會習俗的近代轉換始於鴉片戰爭前後。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一方麵上書光緒皇帝請求禁止“婦女纏足”乃至“斷發易服”；一方麵在民間組織改革生活方式的團體，如“不纏足會”、“延年會”等。20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新政”，其中有許多措施直接關係到社會習俗的變革，如厲行戒煙、禁賭，勸戒纏足等。
1906年孫中山在《軍政府宣言》中規定把掃除“風俗之害”作為未來實行軍法之治的一項主要內容，要求關注奴婢蓄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在禁止惡風陋俗的同時，施以教育、修路、設警察、衛生之製。
“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實質是用舊習俗的精神改造舊習俗的形式，手段與目的相背，結果是事與願違。
目前，中國應加大對習俗的改造力度。有些舊習俗雖然沒有了形式，但實質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層次製約著國人的行為。如機會主義、血緣主義、權威主義、麵子主義、平均主義等人格情結，都有一些相應的習俗和行為表現，改造習俗就要對上述五大特性產生的行為和習慣進行製約和製裁。如春節的習俗對血緣主義就是一種固化。一年一度的春節使國人的血緣主義意識不斷得到了強化和凝結。在小農經濟結構和專製統治條件下，血緣主義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麵，血緣主義對專製皇權也是一種抗衡和製約；另一方麵，以血緣為紐帶的合作有效減少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和生活風險並一定程度促進了生產的規模效應。但血緣主義與現代化是天然的對立體。血緣主義意識要求特殊，而現代化意識要求普遍；血緣主義是情大於法，而現代化是法大於情。當然現代化並不完全排斥血緣，因為血緣是天然的，但血緣意識若變成血緣主義，就會對現代化產生巨大危害。所以中國應當對春節習俗進行改革，國家應不提倡過春節，可取消春節假期，同時國人也應當淡化春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