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那篇名為《一隻藏靴》的散文發表在1982年第2期《白唇鹿》上。《白唇鹿》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文聯辦的文學季刊。
……回憶的片斷，支離破碎，像流星閃過似的，曲曲折折地穿過我雜亂無章的思路。
我從回憶中走出來，回到穀露村的小帳篷裏時，手裏仍然拿的是那本刊登著那則報道的刊物。這則報道與我在《一隻藏靴》中寫的那件事太相似了。
真的，太相似了！
往事很短，現實很長……
次丹堆古喇嘛又一次出現在我麵前。還像上次一樣，他是突然破門而入的。我真不明白，他為什麼總要用這種方式見我。給我的感覺他像要急不可待地給我講述什麼事，可是，進門後他又是吞吞吐吐地不那麼利索。
與上次不同的是，他這回沒穿袈裟，換了一件洗得幹幹淨淨的藏袍，手裏拿著一本書。
我一看，《白唇鹿》啊！
我必然要問他一句：你，怎麼會有這本書？
他的回答簡直像天方夜譚：是你送給我的呀！你忘了，15年前？
“我送的？我什麼時候送的？你是說上次咱們見麵的事嗎？”
“你真是貴人多忘事，咱們是老朋友了！那一年，《白唇鹿》剛印出來，你親手把這本書送給我，讓我轉給你指名要送的那個人。很遺憾，我沒有完全任務。現在隻有把書退還給你。”他說得十分認真。
我越聽越糊塗了。可是，他說得那麼有板有眼，我有口也難辯呀！他肯定是記錯了人。不對呀！他既然認定我們是老朋友，為什麼上次他來找我隻寧不提《白唇鹿》的事？
我把我的這個疑點提出來，他置之一笑：
“要不怎麼說我糊塗呢！上回我眼看著你是我的朋友，可就是不敢認。再說，我把你的名字忘了，這樣就更張不開口了。我回去看了看刊物，知道了你的名字，今天把證物拿來，你能不認我這個老朋友嗎？”
我還是不敢認他。我確實沒有給他送過這本刊物，在我幾十年的人生經曆裏真的沒有他這樣一個朋友。他肯定是認錯了，記差了事。可是，這證物，《白唇鹿》……
好，索性不提這事了。我另找話題，免得走進死胡同，越走越出不來。我問他：“你兩次來找我，我看出來了，你心裏有話，但始終沒說出來。”
“你是說我的那位朋友吧，也就是那頂帳篷的主人嗎？是的，我是要給你講講她了。她就是你這篇文章裏寫的那個藏族姑娘，貴族小姐……”
“你是說她是拉姆？”我脫口而問。
“沒錯！就是她，拉姆！”
好像漆黑沉重的夜裏又下起了大暴雨，我的身軀和靈魂都被憋得難以喘息。世界在有時候為什麼變得如此狹小……
這時，次丹堆古已經像上次見到我一樣，雙膝跪地。我看著眼前這個圓形的軀體，心酸得快要滴血了。我知道他將要給我講的肯定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故事。我扶他在卡墊上坐好，他身體上的缺陷使他的任何行動都十分不便。
他把《白唇鹿》用拇指一頁一頁地撚著飛散開來，讓我看著。
然後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書放在手兜裏——一個羊皮做的褡褳。他向我要開水，說潤潤嗓子。他喝水喝得聲好響，滿帳篷裏都是嘴唇挨在碗邊吮吸的聲音。
生命如一縷春草的根須，隨風吹到山北山南的任何一隅都會在春天的陽光裏繁衍生息。然而，它又隨時會被風吹折，枯萎。
飄遊呀，人也像小草的根須……
“你應該接著你的《一隻藏靴》往下寫了……”次丹堆古這樣說。
半年後。班長李湘終於找到了拉姆姑娘。或者說拉姆找到了李湘。半年中，他們倆毫無目的地互相尋找著。不容易呀！數千裏的藏北無人區，走進一個人還不是像大海裏撂了根針！
感情總是儲存在時間裏。他們終於走到了一起。
對啦，應該交待一句，李湘就是追尋叛匪的那個兵。拉姆把自己被叛匪搶劫後剩下的一隻藏靴送給他，他舍不得穿，也無法穿，直到他再次見到拉姆時，靴子還背在肩上。
這時的他已經讓高原的寒風苦雪把臉鍍成了赤紅色，很像當地的藏民。
李湘沒有追上那個叛匪，尤其可怕的是他也找不到部隊了。
當時他身處無人區中心地帶，分不清東西南北，隻能是胡走亂撞，希望靠僥幸走出去。結果越來越沒有方向感，越走雙腿越軟。他數著日落月出的輪回，計算著天數，過一天在手中的拐杖上刻一道印痕。一百多天過去了，他還在精疲力竭地轉悠著。那些日子，他常常三天五日、有時是十天半月，才能碰上一戶牧民，他向他們打聽部隊的方向，他們誰也不知道哪裏有軍營。他們和李湘說話時總是站得遠遠的，滿臉的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