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是指那頂帳篷的主人，便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他的姓名，我確實很想知道。”
沒想，他給我通報了他自己的名字：“我叫次丹堆古。”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古怪，也繞口，就問：“你的名字藏語是什麼意思？”
他隻是尷尬地笑了笑，搖搖頭。
後來，我從別人嘴裏知道了，“堆古”在藏語裏就是“駝背”，他的名字叫次丹，把“堆古”加在名字後麵，顯然是突出了他的生理特征。
他用懇求的口氣說：“請你記著我，次丹堆古。咱們認識了就是朋友，跟他也是朋友了，三個朋友。”
我又看到了他鞠躬的那個情形……
忘掉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最有效的辦法是另外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出其不意地占據你的心。
那頂帳篷和自稱了解帳篷主人的那個喇嘛，很快就被我看到的一則報道從我的腦海裏擠掉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則非常重要但是卻寫得很籠統、因而令我深感遺憾的報道。
報道的內容梗概是：
在解放軍平息西藏叛亂中（1959年），有一個農奴主的女兒，背離自己的家庭，隻身走進羌塘無人區，過起了一般牧民的生活。
摧毀西藏農奴製的槍炮聲已經使這位貴族小姐醒悟到自己過去那種吮吸農奴血汗的生活是難以饒恕的罪過，到無人區後她變得異常善良、勤勞，平靜地生活著，放牧、背水、打酥油茶。
一個十分偶然的日子，小姐遇到了闖進無人區的一個漢族青年。她竭盡全力救了漢族青年，倆人產生了感情。由相識到相愛，最後結婚。
茫茫草原上多了一對年輕夫妻，就像夜空裏添了或少了顆星星，誰也不會注意到這種變化的。沒有人知道姑娘曾經是個貴族小姐，也不曾有誰知道她的丈夫是漢人。漢族青年很快就從外表、語言到生活習慣，完全藏化了！一個人消失了，另一個複活，生命不會斷章。
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組成的家庭，就這樣默默無聲地在無人區生活著。日出日落，日落日出。一年又一年。
不知不覺，30年過去了。
他倆曾經有過三個孩子，一男二女，但是都沒養活……
這則報道刊登在全國很有影響的一家刊物上。我讀了三遍，仍不解渴。文中許多該交待的關鍵地方沒有交待，明明該詳細展開的情節卻一筆帶過。例如，姑娘叫什麼名字、她離開貴族之家的最初動因沒有寫；她初到無入區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也省略了；她和漢族青年足在什麼情況下相識的，漢族青年為什麼闖進了無人區，也寫得十分簡單；他們的三個孩子是怎麼夭折的，一個字也沒有提；甚至連她丈夫的名字都沒有給讀者留下……
為什麼要製造這麼多的未知數？我當時最真實也是最直接的感覺是：這麼好的一個題材，硬讓作者給糟踐了！
話又說回來，正因為留下的未知數多，才能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後來，當我躺在穀露村的帳篷裏順著我列舉的那些問號去尋找答案的時候，我的思緒延伸得很長，很長……
於是，我“尋找”到了一個人——
1959年春天，我所在的汽車團參加了平息西藏叛亂的戰勤運輸。那是一段讓人回憶起來心裏發燙的日子，我們的輪胎咬著青藏公路上的石子，晝夜不息地奔馳，路麵上從早到晚迸著火星。
那天，我剛把一車戰備物資卸在拉薩西郊兵站，排長李黑子就通知我：“待命。準備馬上出車。”
一小時後，我的車運載著一車俘虜碾過了拉薩河上的木橋。
出了拉薩80公裏，便是羊八井兵站。按原計劃我們要在此地檢查車輛，因為有散匪騷擾，我沒停車，繼續掛上高速擋飛速趕路。就在這時，突然蹦出一個人，站在公路當中攔車。
我點了一腳刹車，停駛。攔車者是個藏族姑娘。我心裏湧上幾分火氣，搖下了車門玻璃，誰知還沒等我開口，她就說了話：
“對不起，我要看看我的阿爸。”
她的漢話講得如此順暢、準確，令我吃驚。隻是，她的阿爸是誰我並不知道呀！
她指了指車上麵。我馬上明白了，她的阿爸是個俘虜！我的心不由得一抽搐，真不知該如何處理這件敏感而棘手的事情。
坐在我車上的副連長顯得很沉著地下了車，一臉遇事不慌、胸有成竹的穩重。他和攔車人搭上了話：
“大姐，我是車隊的負責人，你有什麼事請給我講。”
藏族姑娘彬彬有禮地一手提了提藏袍，一手放在胸口，嘴裏念了幾句祈禱的話，然後對副連長說：
“我希望能看到你答應我提出的這麼一點要求。”說罷，她再次指了指車廂裏的俘虜。
副連長明顯地為難了，但是他收起了準備攤開表示無可奈何的雙手，隻是望著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