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將前述判決改為絞刑，讓以薩亞·馬太·布爾能腦死亡……
典獄長說完，轉向薛：“布爾能受刑人，你有沒有什麼遺言？”
薛眯著眼睛，直到在第一排找到我為止。他定睛注視我良久，然後轉向邁可神父。但那之後，他轉向帳篷另一邊被害人一方見證人聚集之處，朝著瓊·尼爾森微笑。“我原諒你。”他說。
在那之後，一片布簾被放下來。布簾的長度隻蓋到絞刑台地板，還是半透明的白布簾。我不知道典獄長是不是故意要讓我們看見後方的動靜，但我們確實看得見令人毛骨悚然的輪廓。薛的頭被套上布兜，脖子上的套結被拴緊，兩位看守他的警官往後退。
“再見。”我低語。
有一扇門不知從何處砰然緊閉，活門突然打開，身體筆直落下，當重量抵達繩索末端時，迅速傳出一聲爆裂聲響。薛仿佛那不甚優美的芭蕾舞女主角、一片十月的落葉、一片飄落的雪花，緩慢地逆時針擺蕩。
我感覺邁可神父的手落在我的手上，傳遞不需言語表達的信息。“結束了。”他輕聲說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轉向瓊·尼爾森，但我的確這麼做了。那女人背挺得有如一顆杉樹，大腿上的雙手合得那麼緊，我可以看見半月形的指甲刺進了她的肌膚。她的雙眼牢牢緊閉。
經過這一切，她甚至沒有看著他死。
薛被處以絞刑之後，下半部的布簾拉上了三分十秒。這片布簾完全不透明，盡管它因後方的動作而晃動不已，我們依然無法看見任何動靜。帳篷內的警官沒讓我們過多逗留，匆忙地領著我們經由不同的出口來到庭院。被帶出監獄大門外的我們立即被大批媒體淹沒。“正好，”陸夫斯因腎上腺素而激動不已，“這是我們的光榮時刻。”我點點頭，注意力卻放在了瓊身上。我隻是飛快地看了她一眼，一個女人招呼她進入一輛等候的車子。
“厄誇特先生，”二十支麥克風宛如一束黑玫瑰，頓時湊近陸夫斯臉孔下方，一位記者發問，“你有什麼話想說？”
我往後退，看著聚光燈下的陸夫斯。我隻希望自己當場人間蒸發。我知道陸夫斯並不是故意在這裏把薛當做一枚棋子，他隻是在執行自己身為美國民權自由聯盟老板的工作。然而這麼一看，他和科因典獄長之間有什麼不同嗎？
“薛·布爾能死了，”陸夫斯冷靜地說，“六十九年來，本州第一次死刑……我們是唯一的，法律文書內依舊有死刑的發達國家。”
他環視群眾：“某些人說，我們國家依舊有死刑的原因，是我們需要懲罰某些犯人。死刑被說成一種遏止犯罪的方法，但實際上，我們的凶殺案發生率卻比那些沒有死刑的國家更高。又有人說，處決一個人比關他一輩子來得便宜，但實際上，當你分析十一年來以公共經費支付的上訴費用，處決一個犯人的費用比無期徒刑多出三分之一。某些人說，死刑的存在是為了被害人家庭，他們能依此完全和自己的悲傷作個了結。但喪鍾在他們家庭成員的一分子頭上響起時，正義和公平真的會到來嗎？我們又該如何去解釋，為何一樁在鄉村犯下的謀殺案，要比城市中的謀殺案更輕易地得到死刑判決？為何被害人為白人的謀殺案，相較被害人為黑人的謀殺案，判死刑的幾率高出三倍半？為何被判死刑的女人隻是被判死刑的男人數量的三分之二？”
在尚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之前，我已經踏入媒體給予陸夫斯的小圈子內。“瑪吉，”他蓋住麥克風低語，“事情在我掌控之下。”
一位記者遞給我名片：“嘿，你不是他的律師嗎？”
“是的。”我說，“我希望這足以證明，我有資格告訴你們我即將說的話。我為美國民權自由聯盟工作。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說出厄誇特先生方才發表的統計數字。但這些言論意味著什麼？經過這些日子，我對瓊·尼爾森失去的一切，發自肺腑地感到抱歉。今天，我失去了一個自己真正關心的人，某個曾經犯下大錯的人。他的內心有如堅果，難以打破，但我會在內心替他保留一個位置。”
“瑪吉，”陸夫斯拉拉我的袖子說，“把真正的懺悔留給你的日記。”
我不理他，說：“我認為今天依然要處決罪犯的理由是，對於令人發指的犯罪，我們能有令人發指的懲罰。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盡管我們不會義正言辭地說出來。我們想讓大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擺脫那些我們認為永遠學不乖的人。我認為問題在於，由誰去認定這些人？是誰來決定，這樁罪行足夠駭人，而唯一的解決之道是死刑？如果上帝要阻止這樣的事發生，而他們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