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部長道：“我談談自己的意見可以嗎？我的意見是與露貞書記相左的。”丁露貞道：“你談你談，今天咱們就是研究工作，不要有什麼顧慮。”潘部長道：“那我就鬥膽了——我感覺，馮小林和劉梅都不應該報道。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是在孫海潮死了以後，武大維被雙規，組織上正調查他們的這個節骨眼上，湧現出來的先進事跡。這就受到局限了。什麼局限呢？就是反麵典型的局限。因為，隻要一報道馮小林和劉梅，必然要寫出事實背景，什麼背景呢？就是武大維和孫海潮搞腐敗的背景。這怎麼行呢？咱平川那麼多幹部，天天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幹工作都沒人宣傳，而武大維和孫海潮出了問題反倒大張旗鼓宣傳起來了，你們想想，合適嗎？揭露腐敗，弄不好就變成了張揚，讓不會的也學會了。咱們平川的主流、主旋律是什麼？武大維和孫海潮能代表平川市的主流和主旋律嗎？不能！那麼，連帶出現的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跡，隻要一報道，就讓人感到我們平川光剩問題了，而且一個好人竟然犧牲了，另一個好人也險些犧牲，是不是這個世界太灰了？老百姓看了這種報道會鼓勁嗎？會有多大副作用你們考慮過嗎？”
潘部長似乎打了翻身仗。把丁露貞剛才揶揄他的話，整個來一個大翻盤。他抓住副作用問題將丁露貞和我的意見整個否了。而且似乎說得有理有據，不容置疑。
但丁露貞就是丁露貞。她如果想幹什麼事，就非幹不可。而且，“方向一明幹勁大，經驗不足辦法多”。她說：“報道一定要搞。潘部長，你既然提出副作用問題，那麼，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你用最短的時間想出克服和避免副作用的辦法！為什麼非要報道不可呢？因為，現在咱們是信息社會，紙裏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牆。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跡如果不從正麵報道，各種小道消息就會迅速地四處流傳。網上有可能傳出各種版本的帖子。大家都知道，小道消息一傳起來就必然走樣，那時候，我們的英雄就有可能變成狗熊——人們至少會問：一個堂堂的刑警怎麼會死在一個流氓手裏？是不是太無能了？那劉梅被關在地下室竟然一關就是三天，自己絲毫沒有反抗，隻會在牆上寫詩，而且我們的刑警愣是找不著他們？這不也是白吃飽嗎？像這些難聽的話，都會流傳起來。而那些走樣的小道消息會產生一個更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平川市簡直暗無天日。那還得了嗎？不是把我們所有的工作全掩蓋了，全否掉了？人言可畏這話是一點不錯的。那時候，我們平川市是個什麼形象？我這個市委書記又是什麼形象？老百姓必然會罵：那個丁露貞天天坐在市委機關是不是白吃飽，不作為啊？不是我這個人害怕挨罵，而是我挨不起。我挨罵，意味著整個市委機關挨罵。因為我是一把手，是大家的代表。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講，矯正平川市老百姓的視聽，還事物一個本來麵目，我這個市委書記都當仁不讓！我沒法讓！我沒權力讓！我讓了，就是對黨對國家的瀆職！潘部長，你想想看，我說的是危言聳聽，還是合情合理？”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根本沒有回旋餘地了。潘部長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丁露貞是市委書記，是平川市的最高領導，潘部長即使保留意見，該執行還是要執行。潘部長本身就是筆杆子出身，回去以後，就親自起草了一份報道馮小林和劉梅事跡的工作安排，起草了一份樹立馮小林為“精神文明建設典型”的工作計劃，然後給丁露貞送來過目。丁露貞見此，便立即讓我打電話通知各位常委，撂下手裏的工作，立馬來開常委會。“山雨欲來風滿樓”，常委們除了潘部長都是老同誌，都閱曆豐富，見識不凡，感覺到自從孫海潮死了以後，憋了好幾天了，丁露貞都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開會，卻原來在醞釀情緒醞釀方案，一場大教育，大學習，大對照檢查乃至大清理即將開始，豈有不同意開會的？誰敢？
但丁露貞引而不發，對宣傳部的方案並沒有提出更深入的意見。她不提，並不意味著別人不提。她與孫海潮、武大維有著絲絲縷縷的關係，別人未必也有。而且，截止目前，市委常委們還都不知道她與那兩個人有關係，因此，他們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於是，副書記首先將丁露貞本來想說的話捅了出來：“我感覺，在當前形勢下，市委宣傳部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寫兩篇報道樹一個典型，而是應該開展一場深入持久的思想教育。現在孫海潮和武大維的問題還在調查之中，他們的問題屬於什麼性質還很難說，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無所作為，隻等著省紀委調查組出結果，那就太麻木太被動了！我們應該開展反腐教育，這是任何人都會讚成的！我們要把教育搞得比‘三講’還認真，比‘保先教育’還正規。在各級機關營造出一種反腐倡廉的氣氛來！宣傳部要出文件出教材，組織輔導報告，組織市公安局宣講馮小林的先進事跡。反麵文章正麵做，我們宣揚好的，就是鞭撻壞的。大家說說，是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