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說的新技術，正是SDR和EPON/GPON寬帶接入，這兩種技術從根本上打破了西方設備商的商業模式。它們更傾向於小步多次的升級，這樣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訂單，而SDR則徹底打破了各種技術之間的鴻溝，並使能效降低30％，寬帶接入也在不大幅增加成本的同時，使用戶的接入速度成倍增加。有一家運營商在發現用一台體積小得多的中興基站就可以完全替換原有的兩個體積更大的基站，且性能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比而言，溝通的障礙要讓人頭疼得多。在西歐，幾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而且相對國際通行的英語，他們更願意使用本國語言。這對英語都沒有完全掌握的大多數中國員工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同時，西歐的國民常常對本國文化持有極度的自信，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停留在長辮子加旗袍的時代，這讓他們對中國的一切持懷疑態度，更何況是在他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電信技術領域。
但是中興提供的條件如此誘人，以至於即便隻是出於業務上的利益驅動，他們最終也克服了這方麵的障礙。所以更常見的情況是，中興先提出一個想法，運營商聽後很快以“太貴了”為由進行否決；接著中興會很快拿出自己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價格遠遠低於該運營商先前的預期；於是，運營商表示可以一試。最終，中興做了出來，並獲得了訂單。中興的SDR和寬帶接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專門針對歐洲運營商的這些需求提出來的。
在另外一些時候，中興又會利用中國資金充沛的優勢，以買方信貸等方式向一些優質的中小運營商提供項目所需資金支持。由於在金融危機時期全球普遍陷入信貸緊縮之中，中小運營商在這方麵受到的衝擊尤其明顯，但相比而言，這時又可能是它們快速部署新技術以追趕甚至超越老牌運營商的最好時機，因此中興從這種策略中得到的好處甚至可能遠遠超過技術和成本本身。
中興應該感謝2000年開始的那次互聯網泡沫破滅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如果不是互聯網泡沫破滅，歐洲運營商部署WCDMA及HSPA的進展可能就不會被打斷，LTE的部署也可能因此提前幾年。如果真是這樣，中興不但可能會錯過歐洲大規模部署WCDMA及HSPA的最後一次機會，更有可能在LTE上錯上加錯。
WCDMA和HSPA的進展被打斷導致了運營商從2005年又開始掀起新一輪的WCDMA與HSPA建設高潮，LTE被打斷則使得LTE的大規模部署可能要推遲到2011年以後。這無疑為中興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於是，在命運的眷顧下，中興在其他運營商那裏也成功地經曆了與法國電信合作時一樣的過程，隻是進展有快有慢。在西班牙電信，公司從終端介入，一路深入到LTE及其位於全球的合資公司和子公司，特別是中興之前一直進展不佳的拉美市場，西班牙電信在拉美市場擁有主導地位。在沃達豐、德國電信、英國電信等頂級運營商那裏，中興的終端已經成功打入，核心係統設備的突破也指日可待。而在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小運營商那裏，中興在贏得大量數額較小的合同的同時， 也贏得了合作方的尊敬。
在彼此交錯與競爭的運營商客戶的相互示範與強化之中，中興終於在歐洲市場積累起了可觀的量變。以西歐為例，2006年中興的終端產品還隻進入兩家運營商，但隨後的兩年則依次增加到了8家和16家，係統設備也一樣，2006年還隻有4家，2007年和2008年分別達到10家和20家。
而華為與愛立信一道成為全球首個LTE供應商，並在愛立信的家門口成為Net4Mobility的獨家供應商，這一標誌性事件點燃了中國公司身上積聚已久的能量，從量變到質變，給中興也帶來了不小的提升。學會與這兩個來自中國的“野蠻人”相處已經成為歐洲運營商和設備商必須麵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