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當所有可能的促進增長的手段都已經使用並且不管用，而資本市場開始對高風險的杠杆比例表示警惕時，為了避免受到業績達不到預期可能導致的殘酷懲罰，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讓外界看到真相，北電的管理層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末便開始虛報公司業績，2004年東窗事發時，其虛增數字高達34億美元。
接下來，北電錯上加錯。北電所采取的行動，並非是為了使自己避免破產，而是仍然盲目地做著領導者的夢，根本沒有認識到現在已經是必須為生存而戰的時候了，甚至作為拯救者的紮菲羅夫斯基也沒有意識到這點。
他沒有認識到，北電的所有症結都在於不切實際，而他要做的，隻是讓這家曆史悠久的公司重新回到實事求是的理性狀態。北電早期在數字程控交換機和光纖上的成功，並非靠技術上的領先，而隻是本著為用戶提供“走向未來時眼下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但之後北電背離了這一途徑，成為一個狂熱的技術至上主義者。
紮菲羅夫斯基竟然選擇放棄了很快就成為“眼下需要”且北電已經具備相當優勢的UMTS，而妄想憑借有著更美好未來，但後來被證明短期內難以大規模商用的WiMax和LTE重新找回昔日的榮光。這簡直是瘋狂！
最後，一切終於無法挽回。雖然北電在宣布進入破產保護程序時還有大量現金，而且下一筆大的債務支出要到2010年，但公司卻實施了賣掉明星產品或重要的現金流產品（城域網、CDMA、LTE）以換取現金的拯救計劃，這等於向人們承認這家公司已經徹底喪失了進取心和自信心。可悲的是，此時曾經經曆了泡沫洗禮的光纖業務正卷土重來，3G在中國這樣的市場正掀起新一輪的建設高潮，而這一切已經與北電無關了。雖然它在這兩個領域本來都可以大展宏圖。
這一切隻是高科技業頻繁上演的悲劇中的一出。悲劇的感染力來自其不可避免性，而北電的命運印證了這種不可避免性。它就像一麵鏡子，折射著西方電信設備業乃至整個西方高科技公司群體的命運。
西方是如何在高科技領域建立起自己的領先地位的？起初，文藝複興以來的各種思潮使西方世界率先走向合理化，並在此基礎上誕生了科技和工業革命。隨後，西方世界成功地將日益強大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延伸到政治和軍事領域，以此為保障開始向後理性化的國家和地區滲透和殖民，將這些地方納入其構築的中心—邊緣體係，並成為其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廉價的資源獲取地和提供壟斷利潤的產品消費地。
至此，一個完整的商業模式形成了：它隻需不斷投資技術以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同時通過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強大政治和軍事力量（包括知識產權法律）來避免後發展中國家真正掌握這些技術的核心而自立，從而使其永遠被固定於資源的供給者與產品市場的定位上。
在電信設備業，這種模式被衍化到了極致。最初在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初期，馬可尼和貝爾發明了將無線電成功用於遠距離通信和利用有線電話實現通信的方法，隨後，為了克服新技術應用早期階段的困難，設備業並沒有從一開始就形成一個獨立的行業，而是作為運營商的一個部門，或者是與運營商有著非常密切關係的附庸體。
這種模式的好處是，運營商可以率先使用各種新的技術，甚至能夠直接向設備部門提出技術與產品需求，再由後者實現，以此來促成商業上的成功，而設備商則可以在運營商充足的資金供應之下專心於發明創造。這種模式一直維持到20世紀末期朗訊和北電從貝爾體係的最終完全獨立。
政治和軍事上強大的歐美發達國家對發明創造給予了自始至終特別的保護，並為運營商們的冒險提供了必要的庇護（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使其在本國獲得了技術和商業上的成功後，便開始將其複製到歐美的勢力所到達的國家或地區，並通過全球性的規模效應來降低其風險，獲取超額利潤，由此進入一個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