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當西方公司回首往事時，一定會後悔這個失誤—如果沒有對被它們主動放棄的中國固話市場的孕育，中國公司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實力介入變化迅速的移動通信市場，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全球逐鹿。
僅僅10年前，北電時任首席執行官約翰·羅斯（John Roth）壓根兒連中興和侯為貴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1999年的中興已經成立了15個年頭，每年50億元的銷售額在中國已經是不錯的規模，但相比每年收入超過200億美元、擁有100多年曆史的北電而言，仍然顯得微不足道。
相對於中興幾乎全部的收入都來自固話交換機和接入網，20世紀80年代曾經引領固話技術和商業革命的北電，此時已經憑借光纖革命（北電占有該市場全球份額的43％）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商，主要的收入增長點已經轉移到無線設備上，同時公司在互聯網特別是無線互聯網領域的布局也基本成型，公司的市值已經超過1 000億美元，並且在一年後達到上市以來的巔峰—2 500億美元。
如果此時有個先知告訴羅斯，10年後這家來自中國的公司將成為對北電最有殺傷力的挑戰者和潛在並購者之一，他肯定會說這個人一定瘋了。但後來的事實表明，這家在羅斯眼裏很不起眼的公司，此時已經作好了各種準備，開始了向西方公司發起革命性的挑戰的10年（2000～2009年）。
雖然到目前為止，中興幾乎全部的收入都來自國內，但由於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後就把實現通信的現代化而非保護本土的通信設備製造業置於優先發展的地位，中興從誕生之日起，就被迫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完全競爭狀態中尋找生存空間。所以，一旦中興開始進入國際市場，它在中國市場上積累起來的基礎，以及對西方公司的了解和競爭之道就將派上大用場。
1984年，侯為貴從西安的一家軍工企業來到深圳，並於第二年正式創辦了中興。那時，42歲的他除了一顆“不但改變自己的命運，還要為國家做點事情”的雄心外，幾乎一無所有，他甚至是在很久後才明白中興應該以通信設備為主業的。當命運一步步將他和公司帶到這個領域，並與寡頭林立的市場相對時，一場發生在中國市場的後來者挑戰在位者的商業戰爭便上演了。
1984年的中國到處流淌著激情。這一年的5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原本的3個經濟特區模式擴大到14個沿海港口城市1，10月又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顯示之前僅僅作為嚐試的開放試點正在被逐步接受，成為一種普遍的原則，預示著一場遲來的，但氣勢洶湧的工業化洪流將把沉湎於農耕社會數千年的中國洗刷一新。一批日後在中國商界引領風潮的創業者紛紛湧向深圳這個離香港最近，也最先開放的城市—準確地說，當時它還隻是一個沿海的漁村，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5層以上的鋼筋水泥建築還是稀罕物。
想象一下，就在這樣的時空坐標和氛圍下，一個已過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成了洶湧的南下大軍中的一員。當時這個男人還是中國航天部下屬的軍工企業—691廠的技術科科長，公司主要業務是為各種兵工產品提供半導體零部件。這家企業之前是一所中等專業學校，他是這所學校的一名老師，1969年為適應當時中國停止辦學的主流，在時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著名航天學家錢學森的建議之下，學校直接改組為半導體企業，他也從一名技術員逐步成長為公司的技術負責人。
這樣的背景至少為侯為貴帶來兩個優勢：一是航天工業是中國在1949年之後優先發展的、即便在“文革”中也沒有中斷的部門之一，到20世紀80年代已經具備相當的實力，堪稱在中國所有技術部門中最具國際視野的部門之一，這大大開闊了侯為貴的眼界；另一個優勢是，早在1981年，他已經有機會赴信息科技發達的美國西部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而且接觸的是前沿的半導體領域，同時他還有大量機會從香港、日本等地進行技術引進，這些讓他有了第一手關於信息產業的發展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