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把蕭紅從所有意識形態的簡單邏輯中剝離出來，發現一個真實、完整的蕭紅，是我多年的努力，而傳記的寫作是這個努力得以實現的基礎。事實上，我們當代文壇討論的所有問題，蕭紅那裏幾乎都有。譬如，鄉村潰敗、底層寫作、身體敘事、民族國家、性別政治、終極關懷、生命價值等等，甚至包括早期後殖民的問題，更不用說民族化和文體的問題等等。在近年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潮流中，蕭紅被新一代研究者從左翼文學中剝離出來的同時，也從曆史的具體情境中被分解出來，所謂矯枉過正，合法性的寬鬆有了新的闡釋可能。甚至有的論者認為她根本不是“抗日作家”，這無疑是違背曆史真實與她創作實際的。徹底的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就是去曆史化，從鑒賞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從傳記的寫作與學術的研究來說則是虛妄的。除了調查考辨之外，還需要與她的文本互讀互證，這也是尊重作者的基本學術準則。
人是植根於曆史當中的，而文化思潮、意識形態與具體的曆史情境總是相互扭結，是所有人成長的意義空間，是曆史土壤的一部分。完全以意識形態去解釋一個卓越的作家自然是愚蠢的，而完全不顧意識形態的作用，試圖抽象出一個沒有曆史政治色彩的作家也太過虛妄。這就是本書試圖克服的兩種傾向，希望在盡可能真實的曆史還原中，發現這個奇特的藝術生命，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植根於什麼樣的曆史當中，又以怎樣獨特的心路曆程回應錯動曆史的政治、文化、藝術思潮，完成內心糾葛向文學綻放的轉化，而最終超越了自己的時代。
蕭紅一開始寫作就是左翼的立場，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就是以慘烈的階級壓迫刷新了讀者的視野。鄉村大地主階級的豪橫與無法無天，是東北地區最顯赫的文化特征。因為是流民集聚的地區，黑龍江至晚清“慈禧新政”之前幾乎沒有民治機構，一直都是軍政合一的管理方式，相對於中原的儒家規範，大地主更多是在以漁獵為主的通古斯原住民的生荒土地上，通過跑馬占地式的開拓，與官府丈量土地時的營私舞弊發展起來的豪強地主。國民黨的勢力是在張學良易幟之後，才滲透過來。由於政治統治的疏鬆，天高皇帝遠，匪患又十分嚴重，大地主的莊園都有深壕高牆，還建有炮台，豢養著私人武裝。蕭紅祖輩聚族而居的張家大本營黑龍江阿城福昌號屯，村外被一條矩形的壕溝圍著，溝深三米多，隻在南麵和東麵開門。夏天，為了防止匪患，溝內還蓄滿著水。張家老宅因為在屯子的中心，被稱為腰院張家。四周由高牆圍著，牆基1.5米寬，高3.5米，圍牆四角設有炮台，炮台上有步槍和大台杆（土炮），晝夜有人在炮台上放哨。大院隻正南有門，平時關著，隻開一角門，有打更的人守著。蕭紅早期的小說《出嫁》等，都是以這裏為背景，而她筆下所有的地主都姓張，可見是以自己的家族敘事為主。《夜風》裏麵的人物設置可以和張氏家族的血緣親屬關係一一對應，所以要想抹殺她以階級論為核心的左翼傾向也是很難的。她成名之後，被父親開除族籍，理由之一是“侮蔑家長”，也可見與封建地主家庭矛盾的不可調和。
三
然而，蕭紅最終超越了左翼的立場，開啟了通往永恒的文學之門。這主要是和她的性別立場與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有關係，為了求學與婚姻自主，她和家庭爆發了最初的衝突，這是五四精神之女最一般的奮鬥起點，由此開始了苦難的跋涉之旅。由於兩度離家出走到北京求學，被家庭軟禁在福昌號屯腰院張家中6個月，在曆史急劇錯動的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混亂中，逃出被軟禁的老宅，一度流浪街頭，拒絕受和自己處於兩極的父親的豢養。她在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隻有22歲，但是已經有了和兩個男人同居的經曆，遭際了痛失親子的人生大悲，完成了女性生命的基本過程。她現存最早發表的散文《棄兒》，細致生動地記敘了自己生產前後的窘迫處境與內心感受。她是以女性的經驗洞察著曆史，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幻影，也超越了黨派的立場。
盡管蕭紅的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裏，每當危難的時刻，都得到共產黨員朋友的幫助，曾經還一度想加入共產黨而去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出於對她的愛護與激賞，以環境太殘酷為理由打消了她的念頭。地下黨組織也曾經想發展她，但是看到她那副“不可救藥”的藝術家風度和任性的自由主義思想作風，便放棄了初衷。她對於黨派政治的心理疏離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除了和舒群、高原等人的當麵爭吵之外，旅居日本時期寫作的小說《亞麗》，更是從生命的情感價值的角度，對於黨派政治的組織形式表達了深刻的質疑。
性別的立場與女性的經驗都是她接受左翼思想的基礎，作為弱勢群體的一員，她始終認同民眾的苦難，而且仰視他們頑強的生命力。這無疑適應了全民抗戰的時代主潮，順應了在外來暴力的威脅之下，建立曆史主體的種族需要。她對聶紺弩說，我的人物比我高，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悲憫我的人物，寫著寫著感覺就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倒是他們應該來悲憫我才對。這實際上也把自己和魯迅那些自覺地承擔著啟蒙責任的精英知識分子區別了出來。但是，她並沒有放棄啟蒙立場，而是隨著曆史大勢的變動，調整著自己思想的羅盤。1939年4月，她在《七月》座談會上，對於“戰場高於一切”的急功近利的文學觀念大不以為然，公開表示作家不是屬於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於人類的，作家的寫作要永遠對著人類的愚昧。當時，人類最大的愚昧就是遍及全球的法西斯戰爭。蕭紅一開始就針對這人類浩劫寫作，《生死場》中後幾章都和日本軍隊的入侵有關，隻是她不是正麵表現民眾的抗日鬥爭，而是以更多的筆墨描寫外族入侵摧毀了鄉土社會傳統的生活方式，也震動著民眾的精神心理。曆史時間的斷裂，使村民們原本貧苦的生活更加難以為繼，苦難以加速度的方式導致鄉村社會的崩潰，徹底改變了生和死的形式，民族國家的意識也因此被強行植入蒙昧生存中的民眾頭腦。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後，她寫下了《天空的點綴》等文章，直接參與了全民抗戰的偉大事業。1939年，她在重慶又寫作了《牙粉醫病法》，揭露了外國醫生在東北鄉間草菅人命的醫療暴行，這就是早期後殖民的問題，是對《生死場》中《傳染病》一節素材的重申，也和當時日軍在華的暴行接上了榫，這篇文章由於“反日傾向”而長期不能被批準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