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欽、張晏、章元、陳釗和陸銘認為，相對於經濟組織的考評，對多任務、多目標的政治組織績效的考核缺乏充分統計量，相對的GDP增長是一種次優的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標。而相關的經驗證據表明，政府官員的晉升與地方的GDP增長密切相關。Li和Zhou發現，中國省級官員晉升的概率隨任期內地方經濟增長而增加。
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晉升錦標賽是過去30年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製度保證，同時這種政治晉升製度安排也對企業政治行為的選擇產生重要影響，使中國企業的政治行為策略空間不同於西方國家。
在西方政治競選體製下，選民的選票決定政治人物的命運，這種“自下而上”的考核方式意味著政治人物必須考慮轄區內民眾的訴求，滿足它們的偏好，進而決定了選民培養成為企業的重要政治策略。而在中國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製度下，主要由上級的考核作為官員晉升的主要依據，這種“自上而下”的考核方式造成轄區內的民眾對官員的政治晉升沒有重要影響。這種官員任命機製無法保證地方官員對居民和企業的多樣化偏好做出足夠和有效的反應，這意味著西方那些以滿足政治人物對選民需求的政治策略在中國行政治理環境下效果不佳。
然而，在官員晉升錦標賽製度中，GDP增長率是決定地方政府官員能否得到政治晉升的最重要指標之一，這意味著能夠提升地方經濟增長的舉措會受到政府官員的青睞，因而能否提升地方經濟增長是決定企業政治行為和策略有效性的關鍵所在。潘紅波、夏新平和餘明桂發現，出於政治晉升目的，地方政府往往會鼓勵自己所控製的上市公司進行並購重組擴大企業規模。胡旭陽發現民營企業的多元化程度越高、企業規模越大，對當地GDP和就業貢獻越大，企業就越能夠得到追求政績的地方官員的青睞，從而建立與政府的密切關係。這說明，企業滿足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的舉措可以構成企業的政治策略。
三、關係文化傳統對企業政治行為策略選擇的影響
除了政治體製和官員晉升錦標賽的正式製度影響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的策略選擇外，非正式製度的影響也不可忽略，而非正式製度包含多個方麵的內容，下麵著重分析中國非正式製度中的關係文化傳統與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策略選擇之間的關係。
非正式製度，又稱非正式約束（informal straints），是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過程中逐步形成，並得到社會認可的約定俗成、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行為規範，它包括價值信念、倫理道德、文化傳統、道德觀念、社會風俗等。作為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在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關係的含義和本質
Xin和Pearce把關係定義為個人間的相互聯係，範英則把關係視為一個個人社會交往的過程，強調關係是一個動態過程而非一種靜止的狀態，因而關係是需要培養和不斷維護的。
在關於關係的本質和內涵方麵，社會學家具有不同的看法。邊燕傑把關於中國社會關係本質的觀點歸納為三類：第一類觀點把關係定義為親族親情倫理的社會延伸。血緣和姻緣關係是社會關係核心，泛親情化是人際關係成為社會資本、社會資源的必要機製。第二類觀點把中國社會關係視為特殊主義的工具性關係。“中國的關係是有情感色彩的，不是赤裸裸的交換，沒有情感是不能完成交換的，但是隻談情感不談交換也是不足以說明中國的關係模式。”第三類觀點是把中國社會關係視為非對稱性的社會交換關係。作為非對稱性的社會交換關係，其工具性交換隻是手段，而維持、加強和擴大交換關係本身才是目的。
根據關係的形成基礎和功能的差異，範英將關係劃為：家庭關係br親情關係、幫忙關係br人情關係、經商關係（business guanxi）。它們都包含感情因素，前者以血緣、親情為基礎，而後二者還包含互惠性交換。
2.關係對民營企業政治行為策略選擇的影響
盡管對於關係的本質具有不同的認識，但學者都讚同：關係對中國的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影響。
在宏觀上，關係作為非正式製度發揮了替代正式製度的作用。Xin等認為，在中國缺乏正式法律製度的情況下，關係作為替代機製發揮作用。私營企業高層尋求或培養良好的關係可以獲取其他渠道難以獲得的資源或保護。
在微觀上，關係對企業的經營產生重要影響。Peng等認為，在缺乏正式製度而依賴非正式製度的環境下，企業在戰略管理上，更趨向於采取基於關係的網絡型戰略而非市場型戰略。而且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往往影響企業整合資源的能力，良好的關係有助於企業從政府那裏獲取資金、行業準入等資源進而促進企業的多元化。下麵分析中國社會關係對企業政治行為的影響。
Hillman和Hitt把企業政治行為的參與方式劃分為交易式和關係式兩種類型。在交易式政治行為中，企業與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之間“就事論事”，二者之間不會形成長期和相互信任的關係；而企業的關係式政治行為通過培養企業與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之間的長期、相互信任關係，進而借助這種特殊關係來謀求利益。同時，Hillman和Hitt認為，企業政治行為模式到底選擇交易式還是關係式決定於三個因素：第一，企業受政府政策的影響程度。企業對政府的依賴程度越高，企業越可能采取關係式政治行為。第二，企業產品的多元化程度。相關多元化的企業通常與單一政府部門打交道，因而更可能采取關係式政治行為；而非相關多元化企業經常跟不同政府部門打交道，難有精力與許多政府部門建立長期聯係，因而更可能采取交易式政治行為。第三個影響因素是特定國家的製度。